“黄雀行动”营救 “六四”人士内幕

“黄雀行动”（英语：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是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秘密拯救、运送被通缉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黄雀行动”在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直至1997年前才正式结束，共救出约300人。据悉，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迄今为止，许多涉及的人物、细节，一直没有被曝光。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大肆搜捕民运人士。被喻为香港民主派元老的司徒华等人创立的支联会，发起一个代号名为“黄雀行动”的拯救行动。司徒华生前接受访谈时透露，“黄雀行动”营救的民运人士达数百人，其中他亲手所救的就是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柴玲，支联会单单为救前者便用了六十万港元。

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六四镇压后，很多中国内地和香港人都对六四民运人士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内地许多贪官污吏，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是重要因素。

“黄雀行动”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期间共有300多人通过该行动计划逃离了中国大陆，有四人牺牲，两人被捕。

1989年6月13日，中共当局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名单，同时香港也为营救行动开始筹备并开展，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翌月起陆续逃离中国境内，行动从沿海城市经香港中转至其它国家。

至1989年10月，两名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执行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中方人员逮捕及判刑，其后在陈达钲等人的营救下获释，而陈达钲后来也淡出黄雀行动。

2011年，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所述，“黄雀行动”是一个庞大的行动，由多个部份组成，“要成功拯救民运人士，每个步骤缺一不可”。

当时有不少香港和海外学生、记者、学者、社会活动人士前往北京。他们把自己的名片、联系方式、学校身份资料交给了广场上的学生，这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符。　　

各种求救信息汇集于刚成立的支联会，负责处理此事的岑建勋深感责任重大，能力有限，通过邓光荣、高世昌找深有同感而又结识不少走私客的六哥陈达釭共襄义举，支联会更先后派出朱耀明、刘千石、李伟杰、陈锡铮（陈老板）等加强阵容，这些人士后来成为黄雀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这批香港英雄固然有胆识，但并非三头六臂。在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下面，是广大的香港市民、学生、学者、记者、江湖走私客，以及众多的大陆官员和群众。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没有他们，成就不了黄雀行动。

1991年，岑建勋在接受BBC访问时提到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行动方被称为“黄雀行动”。此为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

2011年1月，黄雀行动策划人之一的陈达镫，在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病逝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黄雀行动”是华叔（司徒华）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钲作出否认。

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所述，“黄雀行动”似乎并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诗《野田黄雀行》，诗说一只黄雀被擒，幸得少年救援，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