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走到尽头 / 中国税收追征正走向何方？

美国开国元老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经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永远逃不掉：死亡和缴税。”这句话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道出了现代社会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只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只要他工作、赚钱、消费、买房、经商，就很难与税收脱离关系。死亡是人生的终点，而缴税则几乎伴随着一个人从收入到消费、从个人到企业的整个经济生命周期。

当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财政急剧萎缩、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之后，原本主要依靠土地、房地产和企业经营活动取得收入的财政体系，究竟会把目光转向哪里？从近几年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来看，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就是税收征管越来越依赖大数据、平台资料和历史追溯，而企业与个人的税务合规成本也因此迅速上升。

中国房地产（Getty Images）

一、土地财政下滑之后谁来填补财政缺口？

2026年8月31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地方财政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过去许多年，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就是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市场繁荣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取得巨额收入，再配合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和相关税费，形成一个庞大的资金循环。

但这套模式如今已经出现根本性变化。2026年1～7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有11,731亿元，同比下降30.8%。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21.2%，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下降24.8%。

土地卖不动，意味着地方政府过去那个最容易取得的收入来源正在快速萎缩。而问题在于，政府支出却不可能按照土地收入下降的幅度同步下降。行政体系需要运转，公务人员需要发工资，公共服务需要维持，社会保障需要支出，债务利息需要支付，国防和其它政府支出同样存在刚性。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当土地财政走不下去了，钱从哪里来？答案之一，就是把原来相对分散、隐蔽的税收来源更加集中地挖掘出来。

二、从“查企业”走向“查平台”税收征管开始全面数据化

2026年7月10日，中国税务部门集中公布了7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官方披露的案件中，多个案例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税务机关不是单纯依靠传统人工检查，而是通过平台数据、银行流水、申报资料等进行交叉比对。例如，主播许静婉在2021年至2023年间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313.45万元，最终被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31.96万元；另一名主播陈旭少缴税费167.46万元，最终被追缴及处罚共308.69万元。官方公布的其它案件也呈现类似模式。

这些案件本身涉及的是依法纳税问题，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查税本身就是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税务监管正在从传统的抽查模式，转向以平台数据为基础的大规模风险识别模式。这种变化其实早已有制度基础。2025年6月，国务院公布《网际网络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网际网络平台企业按季度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资讯、收入资讯等。平台企业应在季度结束后的次月报送上一季度的相关资料。

到2025年10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披露，已经有超过4100家境内外平台完成首次涉税资讯报送。这意味着什么？过去，一个小商户、一名主播或者一个网店老板到底赚了多少钱，税务机关可能需要依靠发票、银行流水、帐簿和人工调查才能逐步核实。现在，平台本身就掌握大量交易资讯。平台知道你卖了多少货，知道你的交易金额，知道退款多少，也知道你的帐号、店铺和相关收入。于是，税收征管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数据比对系统。

三、值得警惕的是数据之后的追征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要求平台报送交易资料本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做法。世界上很多经济体都在强化数字平台的税收资讯申报。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这些资料被取得之后，如何被使用，以及纳税人究竟面临什么样的追溯风险。

2025年公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已经涉及平台涉税资讯、税款迟纳金、欠税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税收追征等多个重要问题。按照现行制度，因计算错误等原因造成少缴税款，一般追征期为3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5年；而对于被认定为偷税、抗税、骗税的情形，法律规定不受一般追征期限限制。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偷税”这个法律认定所带来的制度差异。因为一旦进入不同的法律定性，追征时间、罚款幅度以及企业后续的信用和经营成本，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而现实中的问题是：对一家中小企业而言，税务问题往往不是简单的“欠了多少钱”。它还可能意味着滞纳金、罚款、发票管理、纳税信用、银行授信、出口退税以及后续行政和司法程序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因此，一个企业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一次性补缴某一笔税，而是一次税务稽查所可能引发的整体经营风险。

四、个人所得税为什么突然变得格外重要？

再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2025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16,187亿元，同比增长11.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速。如果把它与居民收入增长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税收增速明显高于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速。而2026年，税收收入仍然保持一定增长速度。2026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保持增长，而同期土地出让收入却暴跌30.8%。

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土地收入在下降，税收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平台经济、直播电商、个人经营者、中小企业等领域，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税务监管的重点。

五、税务追征真正可怕的地方

对普通企业而言，最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并不是今天的收入，而是昨天的帐。

一家企业可能已经经营了10年、20年。过去某一年采购的发票、某一次成本抵扣、某一笔收入确认、某一项历史交易，如果多年后重新被调查，就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财务后果。而中国现行制度对于被认定为偷税、抗税、骗税的案件，本身就不存在一般性的3年或5年追征限制。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只问：“我今年要交多少税？”而必须开始问：“我10年前的帐，还经得起今天的大数据重新比对吗？”

这才是平台数据和税务大数据真正带来的制度性变化。以前没有资料，不代表现在查不到。以前没有比对能力，不代表现在没有。而一旦平台、银行、支付机构、发票系统以及企业申报资料逐步打通，企业过去留下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能变成一条可以重新追溯的数据链。

六、中小企业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利润空间

假设一家北京的普通制造企业，不含税营收1000万元。其中材料成本600万元，工资200万元，其它费用100万元，那么税前利润只有100万元。表面看起来，企业有100万元利润。但真正进入企业主口袋之前，还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公积金以及其它相关成本。

根据规定，北京私有企业（普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约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6.5%至28.2%左右。这里就按照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用约为工资总额的均值27%来计算，200万元工资就对应约54万元社保支出；公积金如果按照7%的中位水平计算，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

于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出现了：如企业真正留下100元利润之前，可能需要先向各类法定义务支付远高于100元的成本。即使采用较低的计算口径，企业每留下100元利润，也可能需要先承担114元左右的税费与相关成本；如果再把公积金、所得税以及其它因素充分计算进去，最高甚至可能达到174元。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企业所得税本身。真正沉重的成本之一，是按人头计算、与用工规模直接挂钩的社会保险；另一项重要成本，则是只要企业正常经营就很难完全避免的增值税。

因此，当企业利润率已经很薄时，任何新的税务追补、滞纳金或者行政成本，都可能直接侵蚀企业仅存的现金流。

七、政府收走的钱究竟有多少回到社会？

这应该是我们这篇文章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2025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604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6363万亿元。而按照广义口径，如果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土地收入、社会保障等因素综合考察，中国宏观财政资源的抽取规模要明显高于单纯看狭义税率所得出的数字。2019年至2025年，宏观抽取率由34.1%下降到26.6%，下降7.5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下降本身就造成约4.5个百分点的影响。

但问题就在于：抽取率下降，不一定意味着普通人的负担同步下降。如果土地财政下降之后，政府需要更多依靠税收、罚款、社保以及其它渠道维持支出，那么居民和企业感受到的压力完全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单纯看“宏观税率”很容易产生错觉。

真正应该看的是：政府从社会取得多少资源？企业和居民最终承担多少？政府又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式返还多少？

按照测算，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就业、卫生健康等公共社会支出合计约14.8161万亿元，约占GDP的10.6%。作为比较，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即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常被简称为“世界经合组织”）平均公共社会支出约占GDP的21.2%，美国约为19.8%。如果按照衡量政府从经济中抽取资源后，有多少比例通过公共社会支出回馈给社会的指标“抽取回馈比”（＝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率／政府税收与非税收入占GDP比率，即宏观抽取率）计算，中国约为0.4，OECD平均约0.62，美国约0.77。换句话说，同样从经济体系中抽取一部分资源，真正值得普通人追问的，不只是“政府拿走多少”，而是政府拿走之后，又有多少真正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形式回到普通人身上。

结语：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缴税而是税收权力失去边界

富兰克林说“死亡与纳税不可避免”，并不是说税收本身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任何现代国家都需要税收。政府需要道路、医疗、教育、警察、国防和社会保障，就必须建立稳定的财政来源。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要不要缴税”，而是谁来缴、缴多少、按照什么规则缴，以及政府如何使用这些钱。

问题的核心，是税收权力是否受到清晰、稳定及可预期的法律约束。当土地财政衰退之后，政府开始更加依赖税收；当平台数据全面接入税务系统之后，税务机关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能力；当历史资料可以被重新调取、重新比对之后，一家企业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今天的税务问题，而可能是过去多年累积下来的潜在风险。因此，对中国企业和普通经营者而言，今天真正需要理解的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我要交多少税”，而是：你的每一笔收入、每一张发票、每一次平台交易、每一笔银行流水，都正在成为数字化税收体系中的一个数据节点。

当中国政府土地财政逐渐失去往日的造血能力之后，这套数据化的税收体系，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今天中国财政正在发生的一个深层变化：过去，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赚钱；现在，土地卖不动了，就必须更加依赖税收和其它财政渠道。过去，企业最害怕的是市场没有订单；现在，除了市场风险之外，还必须面对日益精密的税务风险。

对普通人而言，最值得关注的也许不是某一次查税到底交了多少钱，而是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当一个政府越来越有能力知道你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通过什么平台交易、与谁交易，甚至可以追溯多年前的经济活动时，它的征税权究竟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边界约束？

税收是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但一个成熟的税收制度，除了能收上来，更重要的是规则透明、权责对等、程序公平，而且让企业和个人能够对未来有稳定预期。否则，当企业不知道哪一天会被重新翻查旧帐，当经营者不知道一笔历史交易未来会被如何重新定性，当每一次平台数据上报都可能成为新的税务风险来源时，税收就不再只是一个财政问题。它最终会变成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预期问题、信心问题和制度成本问题。

而这，恐怕才是土地财政退潮之后，中国税收体系最值得关注、也是正在发生的变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