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为什么可以违抗君命？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军事上有一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说古代将领在外征战，遇到突发情况，来不及跟君主沟通，或者君主的命令不符合战时和战况，可以不必请示而“先斩后奏”。这句话从何而来呢？古今有几人能够做到，又能够功成身退的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吧。

孙武：处决王妃以正军纪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最早出自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兵法大师孙武之口。他在其千古传世的军事巨著《孙子兵法》中明确指出：“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李靖将军（chenjing/看中国）

这不仅仅是一句军事原则，更是他亲身实践的战场信条。孙武本是齐国贵族之后，其祖先官至“上大夫”，地位尊贵。然而，时代更替与家道中落，使得他最终离开齐国，辗转来到吴国隐居潜修。他在吴国潜心研究军事理论长达八年之久，并完成了传世巨著《孙子兵法》。此书一出，震惊朝野，后来孙武经由名臣伍子胥举荐，于公元前512年，获吴王合闾赏识，破格任命为上将军。

初登军坛、未经战阵便被委以重任，自然引来众多质疑与排挤，尤其是吴国旧将们对这位“外来户”有颇多不满。为了立威与验证自己的军事理论，孙武在吴王面前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宫女练兵”。他选出一百多名宫女进行军事操练，甚至任命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妃子为左右队长。起初，此举引来了朝堂诸臣的讥讽与不解，然而孙武正是以此来示范“军纪不可违”。

在训练过程中，两位妃子不仅不服从命令，还公然嬉戏打闹，导致整支“女兵队伍”秩序混乱，无法成军。孙武当机立断，下令按军法处决两名违令者。此举震动朝野，吴王合闾惊恐万分，急派宰相伯嚭传令阻止处决。然而孙武却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终依法行刑，将两位妃子处斩，以正军纪。尽管吴王痛失爱妃、心中悲痛，但也被孙武的军事才能与铁腕纪律震慑，只能默许其决断。

此举不仅奠定了孙武在吴军中的绝对威信，也彰显了他秉持军令如山、临战独断的决心与智慧。自此之后，吴国将领无不钦服于其胆略与远见，孙武也开始在东南诸国之间纵横捭阖、屡战屡胜，成为吴国军事发展的核心人物。

赵充国：沉稳冷静不战而胜

赵充国是西汉中后期著名的军事将领，素以治军严整、谨慎持重著称。他在军事、政事两方面皆有显著贡献，是汉宣帝朝廷中极具分量的重臣，亦是历史上少数在七旬高龄仍亲率大军出征、功成不居的传奇人物。

公元前61年，河西地区羌族诸部再度联合叛乱，边境骚动，朝廷震惊。此时年逾七十的赵充国挺身请命，亲督西征，奉命领兵进驻西陲湟水岸边，意在稳住局势。

赵充国统率骑兵不足万人，面对数万羌人大军的挑衅，他始终不急于应战，而是坚守不出，稳坐中军，以其威望震慑敌军。他深知对付游牧民族的关键不在于一时之胜，而在于分化瓦解其内部、以稳制动。他主张以威慑与怀柔相结合，避免无谓杀戮。

然而，此时汉宣帝已下令调集六万兵力准备大举征讨。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分兵出击、夺其畜产”的计策，认为只要摧毁羌人经济命脉，便可使其胆寒归顺。宣帝大为欣赏，遂转交奏书给赵充国，命其立即主动出击。

赵充国审度战局后，认为此策急躁冒进，极不妥当。他上书指出：羌人部落各有异心，不可一概而论。应针对主谋重惩，对被胁从者予以宽宥，并派遣清廉能吏前往安抚，方为长久之计。他直言：“四面出击，非但难以奏效，反恐使原本可招抚之羌人投向叛军。”

宣帝虽有所迟疑，仍将其奏章交由群臣议论。结果朝中多数大臣持相反意见。因此，宣帝采纳多数意见，并以语带谴责的诏书斥责赵充国“迟缓不战”、“不顾兵苦”、“不惜国费”，最后甚至强调“天道顺昌，出兵必胜”，明示其应速发兵以应天意。

面对君命与诏书的双重压力，赵充国仍坚守本心。他不为言语所动，更不轻易动兵。身为前线主帅的他曾明确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赵充国再次上书，条分缕析、逐一驳斥先前诸策，强调一旦轻举妄动，将致边疆更乱、生灵涂炭。他恳陈战事无益，立场坚定，最后凭其德高望重与深得军心，终使汉宣帝为之动容，收回成命，完全采纳了赵充国安抚分化的策略。

随后，赵充国先对主谋先零羌部落展开军事压制，果断行动，迅速夺回战略主动。而对其余附属部落，他秉持“秋毫无犯”的原则，不焚掠、不劫财，展现出汉军的纪律与怀柔之意。众羌部落感其德威，纷纷遣使来降，表示愿归故土，重新纳贡称臣。原本被视为难以平定的大乱，最终几乎无血战便化解于无形。

此役被后人誉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经典实践。赵充国以沉稳冷静之谋、刚柔并济之策，成功捍卫边疆，亦捍卫了军事指挥权的尊严。

李靖：果断出击平定北疆

贞观四年（630年），大唐帝国初立，正处于北疆未定、外患犹存之时。东突厥在隋末唐初曾屡次南下劫掠，是唐太宗李世民心腹大患。为一举平定北方边患，李世民命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十万大军征讨东突厥，开启了唐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首次主动出击。

彼时东突厥虽历经内乱与天灾，并遭唐朝分化联络，但其主力仍有超过二十万骑兵，兵力雄厚，威胁不容小觑。

李靖受命后，没有墨守兵书成规，也未等大军缓缓推进，而是出其不意、迅如闪电地出击。他命名将李𪟝率主力稳扎稳打，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三千，日行六十余里、夜袭定襄，在寒风黑夜中发动突击，一举击溃突厥前锋。

此战不仅大破敌军，更俘获隋炀帝杨广之孙杨政道与前隋皇后萧氏，重创突厥士气，成为中国军事史上少见的以少胜多、夜袭制胜的经典战役。

败后的突厥可汗颉利退至碛口（今阴山北麓一带），表面向唐朝请降，实则借机养兵，图谋东山再起。李世民虽然对颉利素来不信，但也明白突厥草原广袤，若不慎行兵、反遭顽抗，则将陷入旷日持久之战。

于是他采取两手策略：一面遣唐俭出使突厥，以示怀柔；一面密令李靖前往实地探察突厥真实动向。

颉利可汗见使者至，误以为大唐已放松警备、准备接纳其归降，遂命军中解除戒备，部落间开始各自散去，形同放羊，毫无防备。

此时李靖已率军至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与李𪟝大军会师。两人在前线召开军议，李靖认为机不可失，应当乘敌松懈之际迅速出击，彻底歼灭颉利主力。

然而李𪟝心有顾忌：此时唐俭仍在敌营，皇帝的态度倾向“招抚为上”，若擅自开战，恐有违圣意，万一人质出事，更难交代。

李靖则断然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放虎归山，则会后患无穷。李靖还表示他愿率万名精骑，带上二十日军粮，深入追击，定可“擒颉利而解北忧”。李绩被其慷慨陈词打动，最终批准其计划。

李靖带领万名精骑，以极快速度进发。当行至距敌仅十五里时，突厥斥候发现异动，颉利仓促应对。李靖随即命部将苏定方率二百轻骑为前锋，趁浓雾未散，突袭可汗牙帐。

这次雾中突击出其不意，斩敌数百，颉利大惊失措，单人独骑溃逃。李靖大军随后赶至，与溃不成军的突厥展开决战，斩首万余、俘获十余万人，牛羊数十万计，隋义成公主亦在混战中被杀。

不久，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在西北方向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唐太宗得报大喜，命其于殿前献俘，东突厥自此覆灭，北疆数十年无战事。

此役结束后，李靖“未奉密诏、擅自开战”的行动并未遭到问罪，反而受到李世民的高度赞赏。唐太宗深知，正因李靖临战果断、敢于担责，才得以一战定北方。

李靖之于大唐，不仅是军事上的顶梁柱，更是敢于承担、善谋决断的典范。他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军事理论的实践，更是对前线将领独立判断权的坚持。他不仅是兵法大家，更是战场上的实践者与创造者。他深谙敌情、行兵如神、敢于承担后果，最终一战灭敌，名留千古。

后世评李靖，多以“唐初第一名将”称之。与李𪟝齐名，皆为盛唐定基的柱石。其谋略、胆识与决断，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耀眼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