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52) —— 争濮议朝中论战 立新君塌前疾书

（接上期）

上篇我们讲到，宋英宗登基才几天的时间，就得了重病，不能理政，只得请皇太后权同听政。英宗这一病就是一年。一年后，病情大为好转，英宗又能独立处理政务了。

这个时候，正常来讲，皇太后就应当还政于英宗，不再继续听政了。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曹太后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想法也有了些变化。本来曹太后并不是一个喜欢参政的人，更不是一个恋权的人，但因为这一年来，她与英宗相处得非常不愉快，曹太后认为英宗对自己不孝，英宗觉得太后待自己少恩。所以到了曹太后应该退位还政的时候，她却开始犹豫起来，迟迟没有还政的意思。

宋英宗（公有领域）

大臣们看到太后不主动还政，都很着急。但是让太后退位、交权，这个事情非常敏感。这不像英宗登基，他不要当皇帝，几个大臣把他强拉硬拽，也拽到龙椅上。可是退位这事就不好办了，怎么能让太后主动交权呢？做为百官之首的宰相韩琦，在这个时候又站了出来。

韩琦做得很智慧。他去面圣奏事，先去见皇帝，宋英宗一一裁决。然后韩琦就挑了十几件皇帝刚刚处理好的奏章，再去见太后。太后看了这些奏章，以及处理结果，觉得都处理得很好。韩琦就顺势表示，皇帝处理政务完全没问题，我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还不如回家养老。太后一听，一来，她知道朝廷大政，离不开韩琦，二来也明白韩琦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是委婉的让自己还政。而自己刚刚也在称赞英宗处理政务很稳妥。也就是说，于情于理都觉得的确是没有再继续听政的理由了。

曹太后心下明白，她是早晚都要还政于英宗的，而且她与当年的章献太后不同，当年的章献太后是属于比较有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人。但是，曹太后对朝政没有更多的兴趣，对名位也很淡泊，她所以坐在这里听政，只因为一个“不放心”，但是看到韩琦提出辞官，她知道这就是最后通牒了，她如果再坚持下去，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于是曹太后回答道，“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相公是对宰相的称呼，意思就是，您作为宰相，怎么可以隐退呢，我才应该回到深宫中，现在每天在这里听政，实在是不得已啊。韩琦见太后已经表态，马上追问：“未审决取何日撤帘？”意思就是，具体哪天还政呢？因为太后听政时，前面要挂上一层帘子，撤帘，就是把帘子撤掉，就是不再听政，还政的意思。太后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起身，转身就回宫了，意思是从现在开始起，她就不再过问政事，退居深宫了。

韩琦见太后起身，立刻高声命人撤帘。史书上说：“帘即落，犹于御屏后见后衣也。”意思是，那个帘子落下的一瞬，还能看到太后的背影，可见韩琦做事的风格，就像他用兵打仗一样，果断、雷厉风行。历史上对韩琦的评价很高。国家危疑之日，大臣能够委以重任的，一是要有德望，二是要有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就会天下人心不服。有德望而无才智，那么天下之事也是难以办成。韩琦就是属于既有德望又有才智的人，才是真正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人才。

就这样，在韩琦的努力下，曹太后于治平元年五月还政于宋英宗。英宗在位时间并不长，这一朝也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有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吵得沸沸扬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

之前我们说过，宋仁宗自己没有儿子，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被过继给了仁宗。英宗亲政第二年，就自己的已故生父赵允让的名分，发起了一场大讨论。大臣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官们，认为当尊濮王为皇伯。一种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宰府，认为当尊濮王为皇考。英宗本人也是希望能够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这个皇伯、皇考一字之差，在我们现在人看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在当时，虽然是一字之差，其实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那么差别在哪呢？先说说皇伯，皇伯就是皇伯父的意思，就是英宗要以仁宗为父亲，而以濮王为伯父。皇考是什么意思呢，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称濮王为皇考，就是英宗虽然过继给了仁宗，但是仍尊濮王为父亲。为什么一个称呼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呢，这是因为这个称谓牵涉到了宗法制度。传统观点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就是大宗的子嗣了。

那么对应到这件事情上，英宗是出身小宗，仁宗是皇族，是大宗。英宗以小宗出身，过继给了皇族的大宗，他就应该是皇族大宗的后代了，不能再以小宗之后自居，也不能将小宗的生父母抬高到与皇族平起平坐的高度。

当然，说起宗法制度的本身，大臣们原本是没有争议的，大家都认可。但是，大家对宗法制度的理解和具体操作的认知上有分歧。其实持两种观点的人，都在引经据典。韩琦认为“礼不忘其本”，强调不忘本，认为当以孝治天下，以厚民风，司马光认为“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就是说，他们都各有各的道理。

最后，这场濮议之争在朝臣们巨大的分歧中，只得中止。这个历史问题将留给宋神宗去解决。而英宗一朝已经走到了尽头。

治平三年十一月，宋英宗再次病倒，这一次情况更加重，不仅不能上朝，连话也说不出来。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此时英宗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这就是确立储君。颖王赵顼做为宋英宗的长子，理应被立为太子。但因为建储之事，皇帝不开口，臣下轻易不敢有所建言。当此之时，又是宰相韩琦起了重大作用。韩琦对英宗说，陛下很久没有上朝处理政务了，应当早建储君，以安社稷。宋英宗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头表示同意。

但韩琦做事讲的就是个“落实”，凡事都要落到实处，就像他请太后还政一样，表示同意还不行，还要明确说出具体还政时间。现在英宗表示同意立太子，还不行，还要明确说出立哪位为太子。于是韩琦就请英帝把太子人选的名字写下来。英宗这个时候写字也有些吃力了，勉强写下了几个字，“立大王为皇太子”。这个“大王”，就是指大儿子颖王。但是这个用词不够规范，不够精确。韩琦又请宋英宗再写一次，写清楚。英宗拿起笔，在后面又加注了一句，“颖王顼”，这样就明确了，不会再有歧义了。韩琦立刻召学士承旨张方平到福宁殿草制，颖王赵顼终于被册封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一个月后，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驾崩，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英宗在位时间很短，所以在宋代历史上，就像一个过渡人物，给人印象不是很深刻。他在位时发起的濮议之争尚未定论，历史的下一幕就已拉开。正如我们这一篇标题所云“争濮议朝中论战立新君榻前疾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