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六四”
资料照片：北京市居民们在观看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坦克车。（1989年6月7日）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行动，并向美国政府做出汇报。他说，他对中共镇压抗议民众的决定并不感到吃惊，相反，拦阻军车的村民的“爱国”情怀令他难忘。武尔泽在“六四”25年周年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见证的那段历史。
“六四”前美中军事关系很好
1989年“六四”开枪前，身为美国武官的武尔泽的主要任务是观察中国戒严部队的动向。他经常跑到街头观望。
武尔泽说：“做为助理陆军武官，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当时美中关系非常好，我们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我负责向解放军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我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军方。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工作内容就是收集情报，就是按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观察和搜集信息，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对中共开枪镇压并不吃惊
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过程的了解，他说，他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武尔泽说：“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并相信共产党内部的红线，也就是‘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对我们武官处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我们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
武尔泽说，对于邓小平以及从革命中走过来的“政治老人”，抗议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武尔泽说：“我们知道政治局常委也有讨论，包括一些在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干部。我们感到，对那些经历过文革，看到邓小平以及他的部下被投入监狱两次的人，他们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的。让我和很多人吃惊的倒是，共产党竟然让抗议行动走到这么远。”
他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国军队是否会对民众动武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国政府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
北京村民“爱国”情怀令他吃惊
“六四”事件中，让他最难以忘怀的一幕场景是：与军队对峙的中国村民在反抗政府的同时又是多么“爱国”。1989年6月2日，武尔泽与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之间，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村民拦下了军车，阻止军人进城。武尔泽说，村民支持学生，拦阻军车，这令他吃惊。而更令他吃惊的还在后面。他回忆说，他们当时拍下了军车的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秘，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们原以为跟军队对抗的村民们能帮助他们。
“村民们开始思考了，”武尔泽说，“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们离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六四”枪响后，中国国内外曾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解放军部队“站到人民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武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武尔泽说：“我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历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火并，是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和子弹都放在一起的。”
神秘解放军军官警告外交公寓大楼要有事
1989年6月7日，北京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楼遭到解放军的扫射，公寓内不仅住着驻华武官，也有很多外国记者。
已故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iey）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武尔泽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凌晨2、3点钟吧。由于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小睡一会儿”，武尔泽回想说。“突然，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打来的。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告诉我说：‘武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去二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武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而李洁明大使作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
李洁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六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损失。武尔泽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
武尔泽：“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外国人离开城内，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他说，那座大楼正好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前面。解放军进城时，很多外国记者利用这个公寓的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动向，并拍照和摄像。他自己的阳台就被一些记者借用过。他说，他后来在自己的公寓和其他人的房间内看到了弹孔。
武尔泽说，他至今不知道那名中国军官是因为与自己的私人关系，还是被上级命令给他打电话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过那名军官的消息。
真实的死亡数字谁也不知道
在“六四”枪响后，武尔泽曾向李洁明大使要求清点遇难者的遗体，但是被拒绝，因为大使要求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是否像传言的那样，不同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同时，要求他负责驻华美国人的撤离。他说，美国使馆派出了另一名官员去核实死亡人数，但是，却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他说，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医生告诉他们，截至6月4日中午，死亡者为2500多人。后来，据1996年叛逃到美国的一名中国军官称，死者数量为3700人。
六四枪声打碎美中军事蜜月 从此破镜难圆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禁止出售军事武器，并切断军事联系，但是不久之后，老布什又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会晤邓小平。
武尔泽说：“我知道，他（老布什总统）当时也是与商界的人进行了交流。商界是不愿意与中国完全切断联系的。他们有投资在这里，他们希望将来在这里赚大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如果你不想严重影响贸易政策、商务和外交政策，你只能切断军事联系。”
武尔泽说，他相信，老布什总统也曾考虑过切断贸易联系，但是，切断军事联系对美中关系影响最小。不过，他指出，“六四”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美中军事联系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对华武器禁令到现在还生效。
武尔泽：“‘六四’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国会和很多美国人以及政府非常谨慎。”
武尔泽1990年离开中国，服务于五角大楼。1995年，他再次出任驻华武官，后来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任亚洲研究教授和战略研究所主任，于1999年以上校军衔退役。他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成员，负责向国会提供对华政策参考。
（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