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含泪活着》 / 中国留学生打黑工15年改变家庭命运

丁尚彪和丁琳，是来自上海的一对普通家庭的父女，他们的名字，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

不过，他们一家的故事，却被制作成纪录片《含泪活着》，十几年前在日本热播时，当地电视台收到了全日本400多万封来信，创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他们的故事即便今天再次读起，依然让人感慨万千。当今，还有多少个中国家庭在上演《含泪活着》的故事？

 
丁尚彪一家

逃离中国

1954年出生于上海的丁尚彪，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长大了在最该读书的年纪，又遇上“上山下乡”。16岁那年，丁尚彪初中毕业后被派往安徽淮北插队，最好的年华却在穷乡僻壤蹉跎。那时的安徽乡下，当地人过着乞丐般的贫苦生活，粮食的紧缺迫使丁尚彪每天都要干10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在这里，丁尚彪遇见了同样从上海下乡的妻子陈忻星。

1977年，因那场十年浩劫而中断的高考得以恢复，但此时几十万人挤上一座独木桥，能够考上大学的精英却是寥寥无几。更多人就像丁尚彪和他的妻子一样，在郁郁不得志中回到久别的城市，成为没有一技之长的底层老百姓。

回到上海之后，丁尚彪卑微地在食堂做一名炊事员，靠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他白天要工作，几乎每晚都在单位的夜校度过，文化课从初中补习到高中。他只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年龄过大，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接纳他。于是，他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只能付诸东流。

苦苦在底层挣扎，35岁时，丁尚彪心有不甘。当时，赴日留学热潮方兴未艾。一次偶然的机会，丁尚彪在街头看到了一份“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简章，于是他花了五毛钱，买了这份日本留学的资料。“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

于是，他花了2个月的时间，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42万日元，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15年的工资。

1989年6月12日，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坐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

初到日本

来到北海道，丁尚彪发现这里和宣传册上无比美丽的旅游景点，完全是两码事。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常年因寒冷而封山，学校四周一片荒山野岭。

这里人口凋零，年轻人大量流失。世界上本没有城市，生活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城市。抱着这样的想法，日本政府决定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到这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没错，去之前他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偏远地区。

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没有任何退路。

部分留学生与学校交涉，表示自己如果不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根本没法生存。在向校方申请转校无果后，这50多个中国留学生决定策划逃离。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人心惶惶。

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以称为苦难。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只拿着最重要的东西轻装上阵，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跳上开往札幌的电车，逃离了阿寒町。

这是1988年6月，这一事件当时震惊中日，并被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史称“北海道大逃亡”。丁尚彪，就是“逃亡者”之一。

丁尚彪在餐厅打工

为了女儿他决定“黑下来”

理想是一位丰满的女神，但东京的现实，比阿寒町还要骨感。

在阿寒町，虽然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逃到东京的丁尚彪，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此刻的丁尚彪正面临着人生最痛苦的两个选择：向左被遣送回国，用一辈子打工还债，被亲戚笑话；向右留在日本，成为“黑户”。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未来15年人生的决定——留在日本。

他决定，把他功成名就和改变家族命运的梦想，交给她的女儿。而他来当这架梯子——还债，挣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钱。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

在这里是黑户，回家也是底层，不如先赚钱，哪天被抓了再说。逃亡出来后，丁尚彪不甘心也不愿意回到上海，他自己无法实现的大学梦，他要将它寄托在女儿身上。丁尚彪决定放弃读书在日本“黑下来”打工赚钱，用来栽培女儿。

“黑户”代表着无法办信用卡，不能去医院，不能做任何需要表明法定身份的行为……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无比难挨。墙上挂着的女儿照片，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信念。

无日无夜的打工生活

80年代，那时在国外打工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国内干一个月的钱，很多人受到高薪诱惑，千方百计找一个出国打工的机会，试图改变贫穷的生活。在东京，只要肯吃苦，工作机会并不少。

当时，丁尚彪同时找了好几份工作，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去料理店当厨师，周末去当清洁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因为下班时间太迟，赶不上末班电车，于是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路走回家。

打工赚来的钱，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基本上全都寄回国，用来还债、给女儿当学费。为了省下更多钱，丁尚彪就租最便宜的老旧单人房，他买最便宜的菜。

这种孤单的生活，一过就是15年。由于签证过期，丁尚彪既不能回中国看望自己的妻女，也不能离开日本，因为一旦出境就永远不能踏上日本国土。就连母亲去世，他也不能回上海奔丧。

在日本虽然是黑户，但丁尚彪每年都按时缴税，他知道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也懂得在一个讲究信用的社会里面，他这样做所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一方面他需要税单作为证明，担任女儿读书的经济担保人；而凭着报税后的外国人登陆证，丁尚彪也能够以此考电焊工、调车工等多种执照。由于出门在外随身携带的税单，丁尚彪还遇上过警察念叨着“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并放走他的经历。

15年只和亲人相见2次

在日本15年间，丁尚彪只见过家人两次。第一次，是在8年后，女儿丁琳拿到录取通知书，赴美国留学。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日本作为中转站，可以逗留24小时。

在机场送别女儿的那天，丁尚彪的妻子在虹桥机场泣不成声。8年前同样在这个地方，她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还未相见，此刻再度送别女儿，又不知何日再见。

此时，远在东京的丁尚彪也早早为女儿的到来做起了准备。由于进出机场需要身份证，丁尚彪不能去机场接机，父女二人就相约在一个叫“日暮里”的站点碰面。当电车开门的那一霎那，再次见到女儿，丁尚彪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当年离开上海时，只有8岁的女儿才刚刚读小学，如今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准大学生了。

一路上，丁尚彪为掩饰激动的心情，故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两人含着笑说着家乡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自始至终，丁尚彪的眼睛，就没有从女儿身上离开过。

24小时转眼就过去了，面对又一次分别，此时的两人一路无言，却努力憋着眼泪，倔强而又坚强。

直到丁尚彪必须在机场的前一站下车，积蓄已久的情绪才在这一刻释放出来，一窗之隔的父女两人，都哭得一塌糊涂。

时间又过了五年，这5年丁尚彪比以往干得更多，来支持女儿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找到更多更赚钱的工作，他一口气考了五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此时，不过四十出头的他因为常年的辛勤劳作，已经头发花白、两眼昏花，牙齿也掉了几颗，稀稀松松。

来到日本的第13年，丁尚彪终于等来了妻子。这一次，去美国探望女儿的妻子，可以在日本逗留72小时。

去接妻子的电车上，丁尚彪策划了路线，要陪她出去逛逛。两夫妻的重逢没有激情相拥的场面，却在相顾无言的微笑中，写满了爱意。

来到丈夫的住处，妻子看着丈夫在窄小的房屋内张罗晚饭，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看着床上他们结婚时买的枕套，妻子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悲凉。

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他们按照丁尚彪精心设计的路线旅游，在明媚的春光里品味着久别重逢的温馨和喜悦，从东京到浅草到上野，他们在一个个景点，留下胜利的V字和满脸的幸福。

相逢的时间总是短暂，丁尚彪和5年前一样，在机场前一站下了车。

苦尽甘来

丁尚彪在日本打拼的15年来，他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像蜗牛一样慢慢地、费力地爬着。家人靠着他寄回来的钱，改善了生活；女儿成绩优异，考上了美国的大学，也是靠着他寄回来的钱，支付了留学的费用。

在日本最后的几年里，一家三口天各一方，分散在上海、东京、纽约三地，在离别和思念的泪水中度过。但他们把对亲人的思念和情感放在心中，把家放在心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而这，就是“含泪活着”的含义。

女儿医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休斯顿医院当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2008年，女儿结婚，之后生下了两个孩子。丁尚彪夫妇随后也来到美国，分居多地15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祖孙三代自此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

他们用1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平凡人改变命运的传奇。

故事总算是幸福大结局，然而，过程中却付出了无尽的艰辛、孤独、寂寞……

1996年至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当丁尚彪的故事被制作成纪录片在日本播出时，观众都被他那朴素的父爱和坚强所感动。当地电视台收到了全日本400多万封来信，创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含泪活着》的影片海报旁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这部纪录片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甚至，让想自杀的人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也因此，这部记录片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