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常委带头“捐款”抗疫 引发的关注

针对武汉肺炎疫情，2月26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习近平等7名政治局常委带头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这也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政治局常委首度公开捐款。 

这次捐款有两大谜团。其一，官方并未公布7常委的捐款金额。而在一般情况下，个人或者团体捐款数额都会对外公布。其二，习近平等人的捐款是捐给什么机构或部门，官方报导中也未提及。

不少专家认为，这场疫情危机已引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这次高层发动的捐款运动，也真实反应出中国经济的严重困境。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延烧2个多月，经济遭受重创，加之封城后，当局出动军、警维稳，开支巨大。

应释放天量被没收的贪官赃款用以抗疫济民

早前也有文章吁当局投入天量贪官赃款抗疫。有网络评论文章《请习近平释天量贪官赃款用以抗疫》指出，疫情肆虐中国，情形紧急，染病和死亡人数远非官方公布数字，另一方面则是救护物资奇缺，当局封城管控对经济社会民生的冲击已经显现。

文章说，近几年反腐横扫官场，那天量的贪官赃款，是最应该拿出来用之于民的。

中国当局没收贪官资财积累下来的赃款有多少呢？

路透社在2014年3月30日就援引消息来源称，周永康贪腐窝案中，当局截止当时已经没收了价值至少900亿元人民币（145亿美元）的财产。

军老虎郭伯雄和房峰辉的贪腐额都没有公布，可能因为真实数据实在太惊人。

港媒曾踢爆：郭伯雄单是接受高官的“进贡”已有数百亿元，加上买卖官位及土地等收入，估算不少于千亿元，有媒体曾比喻，一个郭伯雄的涉贪金额就可以挽救两个希腊。

媒体曾披露另一个军中巨贪徐才厚的财产：“徐宅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秤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

还有，单天津原公安局长武长顺的赃物处理就搞了三场拍卖会；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一个人就被揭身家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每年查处的贪官中，都有公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上所述，不少人均为千万或亿元、甚至百亿、千亿巨贪。即使按每人平均贪污百万，所涉金额都有上千亿元，多年来至少已滚至数万亿。

对于这些赃款赃物的去处，中纪委曾解释说，属于涉嫌犯罪所得的，相关款物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违纪所得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收缴，上缴国库。

也就是说，假如中纪委没说谎的话，这些钱就是躺在国库里了。

那么，在中国最需要钱，中国人民最需要钱的时候，习近平不应该首先把这笔钱释放出来吗？ 

有贪官将部分赃款“捐出”的案例

一直以来，大陆官员用赃款买房、投资，买名酒、瓷器、家具这类案例已屡见不鲜，但用来做”公益“仍然少见。但近年也确有贪官将部分赃款“捐出”的案例。

比如，2015年10月被判刑的海南澄迈县委原副书记卢勇，四年间他受贿币种有人民币、美元、欧元、港币，受贿数额合计超过900余万元。卢勇曾将部分受贿赃款捐给某所小学，并将一张盖有某小学公章的收据作为凭证交给行贿人。

2015年，广西防城港市城投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俸荣臻一审获刑12年。办案人员在追查赃款的去向时，有一笔赃款引起大家的关注。2010年至2013年底，俸荣臻在恭城县老家建桥、修路、建小广场投入约50万元，这些钱是由其弟俸某代为支付的。

2013年12月，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因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获刑14年。当时，这一厅官落马案颇有看点，并引起激烈争论。因为，他将老板给予的现金100万元人民币以儿子的名义捐赠给了寺院。

抗疫与维稳

根据大陆官方文件显示，当前防疫重点是维稳。

中国公安部在2月24号召开疫情防控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湖北省公安厅在2月21号第30期、2月22号第31期的“疫情防控工作简报”中，也披露公安部门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力军、生力军”，其主要任务是“做好社会面稳控、重点部位安保”。

舆论认为，这表明警察所担负的主要职责，不是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是维护中共的统治不垮台，也就是维护红色家族的核心利益。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薛驰表示，重大疫情会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使现行的社会管控机制暂时失效。那么它可能会激发众多人群的愤怒，所以它的群体性事件、它的民变是非常容易在这类事件中爆发出来的，所以这是中共最担心的事情。

海外社交媒体近日流传多段视频显示，当局调派大批重庆警察支援武汉。相关视频引发舆论热议，有分析认为武汉肺炎疫情导致当地警力减员严重，也有观点认为当局以防疫之名加派大量人手维稳。 

外界观察发现，大陆当局对于在一线维稳的警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公安部日前通报显示，19名在一线抗疫的警察死亡后，每人发放了20万的抚恤金。而在一线抗疫的武汉医护人员，死后只能获得5000元的慰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