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爱妻之肤救贫童 奉献异国68年的医生父子

发表:2019年04月25日
文/张肇烜医师

兰大卫医生当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中部。那时,台湾的各方面环境不比现在,不仅医疗设备简陋,还要克服语言隔阂问题。兰大卫医生在彰化建立“彰化医馆”,这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切肤之爱”的感人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当时有一位伸港贫童周金耀被送来彰化医馆。他因为跌倒破皮没有医治,只敷上草药和发油,病情愈来愈恶化,拖了21天之后,父亲背着周金耀到彰化求医。虽然看了汉医、涂了药粉病情始终没有好转,金耀的脚严重到走路举步维艰。心急如焚的父亲四处求医,好心人劝他说:“最好去找西门的兰医生。”

兰大卫医师骑着一辆铁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图片来源:切肤之爱基金会│作者提供)
兰大卫医师骑着一辆铁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
(图片来源:切肤之爱基金会│作者提供)

父亲赶紧背着儿子到彰化医馆求医。在这里金耀得到最好的照护,除了医疗之外,兰夫人会教导周金耀念书、唱诗歌和编织毛线,来减轻他长期住院的痛苦和悲伤。然而他的伤口已经拖延太久才来求诊,不仅很难再长出新的皮肤,甚至担心并发成严重的骨髓炎。

兰大卫医生努力找寻救治方法,他翻阅医典记载植皮手术,是唯一能够治愈的方法。植皮的皮肤来源?要切取谁的皮肤呢?兰医生为此苦恼之时,兰夫人主动表示:“如果割下我的皮肤,补到金耀的患部,可以治愈他的病体吗?”

这就是台湾第一例的“皮肤移植手术”!由兰大卫医生操刀,亲手割下妻子大腿的四块皮肤,移植到周金耀的腿上。遗憾的是,这起皮肤移植手术并未成功,因为异体排斥作用,几天后,移植的皮肤自动脱落。兰医生后来改采自体移植,经长时间的悉心照料,周金耀的病情终于获得痊愈。

出院之后,兰大卫医生和兰夫人继续鼓励、支持着周金耀。他们知道金耀家境不好,但希望金耀继续求学,兰大卫医生夫妇一路资助他求学,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南门妈祖宫,西门兰医生。”兰大卫医生在台湾行医40年间,彰化乡亲都流传这么一句话,足见大家对兰医师的敬重。当兰医师退休返回英国时,有千余名乡亲不舍地为他送行。

然而爱的故事还没完结,老兰医师的儿子兰大弼医生,从小就在彰化长大,是一位“正港的台湾囝仔”,台语非常流利,他的台语比很多台湾人讲的还要好。“我是一个在彰化长大的英国台湾人。我原本就在彰化出世的,还是囝仔时,就时常和附近的囝仔打球。囝仔伴都是台湾人,很趣味!”兰大弼医生用流利的台湾话说。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台湾人生活的并不富足,他看到好多穷苦的民众需要帮助,有一次他和父亲走在彰化街头,看到路边有一个人落魄得像乞丐一样,全身皮肤都烂了,长满脓包,还会流下脓液和血水,发出阵阵恶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躲都来不及了,父亲却走向他,把他带回医院照顾。

兰大弼说:“父亲的行为真的给我很大的影响。”他立下志愿:“要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当时没有完善的医学教育,兰大弼回到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医学院毕业后主修脑神经内科,同时取得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博士,他接替父亲到台湾行医奉献。

兰大弼医生直到退休为止,不曾再离开台湾。他不只专注医疗,更重视教育,他栽培台湾子弟学医,告诉年轻医生:“看病最重要的是‘从头到脚’”,而且“不仅要看人,更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对病患的痛苦要真心的怜悯,对病患的处境要真诚的关怀。”

“高贵的仪器固然重要,但身为一位医生,一颗怜悯、温柔、谦卑、吞忍的心对待病人,更重要。”兰大弼医师这么教导年轻医生。他长得高大挺拔,却有一颗最体贴入微的心。冬天的天气很冷,连听诊器都变得冰冷,兰大弼医师帮病人看病时,一定会先用自己的手“握暖听诊器”,以免冰凉的听诊器,贴在病人身上,让病人感到不舒服。

那个年代,健保还没开办,各项社会福利都缺乏,兰大弼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交代医院同仁,要尽量减少病人的负担,他义正辞严地说:“不必要的负担,即使是一分一毫,也不允许。”

兰大弼医生在台湾服务奉献30余年,退休时董事会给他近200万退休金,他分文不取的奉献出来。

彰化乡亲永远都记得,兰医生骑着一辆铁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他不只在医院看诊,也到住宅看诊。在兰大弼医生退休后,这辆铁马被当作纪念品收藏,没想到有次兰医生回到医院看到这辆铁马,忍不住跳上去却发现它还可以骑,还可以使用,便问同仁:“还可以用,为什么不给需要它的人?”

兰大卫医生父子两代,在台湾奉献了68年,他们远渡重洋而来,将现代医学带入台湾,更把“爱”撒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退休时,兰大弼医生带着两个旧皮箱,回到英国,度过最后的晚年生活。他没有忘记台湾,回去时偷偷地带了台湾植物回去,种在院子里的台湾榕树,是他最喜欢向众人展示的成果,也代表了他对台湾的热爱。他的住家用华语写着“兰寓”,仿佛还住在台湾一般。
兰大弼医师也因一生在台湾的奉献获颁台湾医疗奉献奖,获总统颁赠紫色大绶景星勋章,领奖时他这么说:“我真有福气,能在台湾作囝仔,然后做大夫服务台湾人。”

晚年独居的兰大弼医生记忆力愈来愈差,步伐也变得不稳。有次不慎跌倒,紧急送医才发现髋骨骨折,开刀治疗后送到老人院。临终前,朋友去探视他,问他:“要写信给谁吗?”兰大弼医生写下“台湾”两个字,成为他毕生最后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