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含泪活着》 / 中国留学生打黑工15年改变家庭命运
丁尚彪和丁琳,是来自上海的一对普通家庭的父女,他们的名字,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
不过,他们一家的故事,却被制作成纪录片《含泪活着》,十几年前在日本热播时,当地电视台收到了全日本400多万封来信,创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他们的故事即便今天再次读起,依然让人感慨万千。当今,还有多少个中国家庭在上演《含泪活着》的故事?
丁尚彪一家
逃离中国
1954年出生于上海的丁尚彪,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长大了在最该读书的年纪,又遇上“上山下乡”。16岁那年,丁尚彪初中毕业后被派往安徽淮北插队,最好的年华却在穷乡僻壤蹉跎。那时的安徽乡下,当地人过着乞丐般的贫苦生活,粮食的紧缺迫使丁尚彪每天都要干10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在这里,丁尚彪遇见了同样从上海下乡的妻子陈忻星。
1977年,因那场十年浩劫而中断的高考得以恢复,但此时几十万人挤上一座独木桥,能够考上大学的精英却是寥寥无几。更多人就像丁尚彪和他的妻子一样,在郁郁不得志中回到久别的城市,成为没有一技之长的底层老百姓。
回到上海之后,丁尚彪卑微地在食堂做一名炊事员,靠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他白天要工作,几乎每晚都在单位的夜校度过,文化课从初中补习到高中。他只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年龄过大,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接纳他。于是,他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只能付诸东流。
苦苦在底层挣扎,35岁时,丁尚彪心有不甘。当时,赴日留学热潮方兴未艾。一次偶然的机会,丁尚彪在街头看到了一份“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简章,于是他花了五毛钱,买了这份日本留学的资料。“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
于是,他花了2个月的时间,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42万日元,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15年的工资。
1989年6月12日,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坐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
初到日本
来到北海道,丁尚彪发现这里和宣传册上无比美丽的旅游景点,完全是两码事。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常年因寒冷而封山,学校四周一片荒山野岭。
这里人口凋零,年轻人大量流失。世界上本没有城市,生活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城市。抱着这样的想法,日本政府决定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到这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没错,去之前他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偏远地区。
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没有任何退路。
部分留学生与学校交涉,表示自己如果不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根本没法生存。在向校方申请转校无果后,这50多个中国留学生决定策划逃离。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人心惶惶。
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以称为苦难。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只拿着最重要的东西轻装上阵,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跳上开往札幌的电车,逃离了阿寒町。
这是1988年6月,这一事件当时震惊中日,并被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史称“北海道大逃亡”。丁尚彪,就是“逃亡者”之一。
丁尚彪在餐厅打工
为了女儿他决定“黑下来”
理想是一位丰满的女神,但东京的现实,比阿寒町还要骨感。
在阿寒町,虽然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逃到东京的丁尚彪,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此刻的丁尚彪正面临着人生最痛苦的两个选择:向左被遣送回国,用一辈子打工还债,被亲戚笑话;向右留在日本,成为“黑户”。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未来15年人生的决定——留在日本。
他决定,把他功成名就和改变家族命运的梦想,交给她的女儿。而他来当这架梯子——还债,挣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钱。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
在这里是黑户,回家也是底层,不如先赚钱,哪天被抓了再说。逃亡出来后,丁尚彪不甘心也不愿意回到上海,他自己无法实现的大学梦,他要将它寄托在女儿身上。丁尚彪决定放弃读书在日本“黑下来”打工赚钱,用来栽培女儿。
“黑户”代表着无法办信用卡,不能去医院,不能做任何需要表明法定身份的行为……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无比难挨。墙上挂着的女儿照片,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信念。
无日无夜的打工生活
80年代,那时在国外打工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国内干一个月的钱,很多人受到高薪诱惑,千方百计找一个出国打工的机会,试图改变贫穷的生活。在东京,只要肯吃苦,工作机会并不少。
当时,丁尚彪同时找了好几份工作,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去料理店当厨师,周末去当清洁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因为下班时间太迟,赶不上末班电车,于是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路走回家。
打工赚来的钱,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基本上全都寄回国,用来还债、给女儿当学费。为了省下更多钱,丁尚彪就租最便宜的老旧单人房,他买最便宜的菜。
这种孤单的生活,一过就是15年。由于签证过期,丁尚彪既不能回中国看望自己的妻女,也不能离开日本,因为一旦出境就永远不能踏上日本国土。就连母亲去世,他也不能回上海奔丧。
在日本虽然是黑户,但丁尚彪每年都按时缴税,他知道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也懂得在一个讲究信用的社会里面,他这样做所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一方面他需要税单作为证明,担任女儿读书的经济担保人;而凭着报税后的外国人登陆证,丁尚彪也能够以此考电焊工、调车工等多种执照。由于出门在外随身携带的税单,丁尚彪还遇上过警察念叨着“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并放走他的经历。
15年只和亲人相见2次
在日本15年间,丁尚彪只见过家人两次。第一次,是在8年后,女儿丁琳拿到录取通知书,赴美国留学。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日本作为中转站,可以逗留24小时。
在机场送别女儿的那天,丁尚彪的妻子在虹桥机场泣不成声。8年前同样在这个地方,她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还未相见,此刻再度送别女儿,又不知何日再见。
此时,远在东京的丁尚彪也早早为女儿的到来做起了准备。由于进出机场需要身份证,丁尚彪不能去机场接机,父女二人就相约在一个叫“日暮里”的站点碰面。当电车开门的那一霎那,再次见到女儿,丁尚彪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当年离开上海时,只有8岁的女儿才刚刚读小学,如今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准大学生了。
一路上,丁尚彪为掩饰激动的心情,故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两人含着笑说着家乡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自始至终,丁尚彪的眼睛,就没有从女儿身上离开过。
24小时转眼就过去了,面对又一次分别,此时的两人一路无言,却努力憋着眼泪,倔强而又坚强。
直到丁尚彪必须在机场的前一站下车,积蓄已久的情绪才在这一刻释放出来,一窗之隔的父女两人,都哭得一塌糊涂。
时间又过了五年,这5年丁尚彪比以往干得更多,来支持女儿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找到更多更赚钱的工作,他一口气考了五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此时,不过四十出头的他因为常年的辛勤劳作,已经头发花白、两眼昏花,牙齿也掉了几颗,稀稀松松。
来到日本的第13年,丁尚彪终于等来了妻子。这一次,去美国探望女儿的妻子,可以在日本逗留72小时。
去接妻子的电车上,丁尚彪策划了路线,要陪她出去逛逛。两夫妻的重逢没有激情相拥的场面,却在相顾无言的微笑中,写满了爱意。
来到丈夫的住处,妻子看着丈夫在窄小的房屋内张罗晚饭,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看着床上他们结婚时买的枕套,妻子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悲凉。
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他们按照丁尚彪精心设计的路线旅游,在明媚的春光里品味着久别重逢的温馨和喜悦,从东京到浅草到上野,他们在一个个景点,留下胜利的V字和满脸的幸福。
相逢的时间总是短暂,丁尚彪和5年前一样,在机场前一站下了车。
苦尽甘来
丁尚彪在日本打拼的15年来,他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像蜗牛一样慢慢地、费力地爬着。家人靠着他寄回来的钱,改善了生活;女儿成绩优异,考上了美国的大学,也是靠着他寄回来的钱,支付了留学的费用。
在日本最后的几年里,一家三口天各一方,分散在上海、东京、纽约三地,在离别和思念的泪水中度过。但他们把对亲人的思念和情感放在心中,把家放在心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而这,就是“含泪活着”的含义。
女儿医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休斯顿医院当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2008年,女儿结婚,之后生下了两个孩子。丁尚彪夫妇随后也来到美国,分居多地15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祖孙三代自此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
他们用1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平凡人改变命运的传奇。
故事总算是幸福大结局,然而,过程中却付出了无尽的艰辛、孤独、寂寞……
1996年至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当丁尚彪的故事被制作成纪录片在日本播出时,观众都被他那朴素的父爱和坚强所感动。当地电视台收到了全日本400多万封来信,创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含泪活着》的影片海报旁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这部纪录片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甚至,让想自杀的人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也因此,这部记录片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