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监察部官员 揭“4•25”事件真相

【记者夏妍采访报导】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第一天，前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秘书和撰稿人、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王友群，从美国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和“两会”实践对实施宪法的承诺，抓捕江泽民。记者采访了王友群先生。


尉健行的秘书和撰稿人、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王友群

夏妍：您认为当时为什么会发生“4•25”事件？

王博士：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传出的。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净化身体，净化心灵的奇效，迅速从长春传到北京，从北京传到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和充分肯定。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媒体公然违反中央对气功“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发表诬蔑法轮功的错误言论，国家新闻出版署明令禁止出版法轮功的著作，使得法轮功修炼者正当合法的修炼环境受到影响。

1998年11月22号左右，我跟尉健行一起吃午饭时，亲手将我写的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还有1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送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完之后，交给了当时的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直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尉健行没有对法轮功说一个“不”字。

1998年8月底，当时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干部葛秀兰等2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联名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1998年8月，我也给当时的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各寄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那个时候，从最基层到最高层，还有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都给江泽民写信反映过法轮功问题。然而，所有这些信全都没有引起江泽民的重视。

就在1999年“4•25”事件发生前夕，天津又发生了防暴警察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在长时间写信、寄信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因此，正是江泽民本人的严重失职，导致了“4•25”事件的发生。

夏妍：“4•25”事件发生那天，您去中南海了吗？

王博士：去了。当时，我既是一名党务工作者，又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我身心受益。我觉得我有义务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4•25”那天早晨，我到了中南海北门传达室，出示工作证之后，国家信访局派了一个人跟我交谈了一会儿。大约过了半小时，当时的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等，来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然后，把我带到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一间办公室，跟我谈了3个多小时。

何勇对我说，你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问题没有错；这里，先不谈法轮功的对与错，作为一个中纪委监察部的干部，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点来，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但我认为我既没有违反党纪，也没有违反国法，只是依法反映情况，我没有错。到晚上9点钟左右，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把我送回家。

夏妍：能否请您谈谈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有关情况？

王博士：可以。“4•25”事件当晚，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提出“战胜法轮功”的论断。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就法轮功问题表态。

4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我传达了江泽民的这封信。然后，有关领导要我就“4•25”去中南海上访写一个文字材料。1999年5月7日，根据我个人修炼法轮功的亲身实践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了江泽民等7位政治局常委。

1999年“7•20”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就因为我在法轮功问题上表达了跟江泽民完全相反的意见，我被“隔离审查”135天，受到开除党籍和辞退的处理。从此，我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夏妍：现在再回过头来看“4•25”事件，你觉得它有什么历史意义？

王博士：“4•25”事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最和平的请愿活动。当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安安静静地站在中南海的北门和西门外，没有喧哗，没有演讲，没有传单，没有口号，甚至没有影响交通，各种车辆顺通无阻。得知朱镕基总理下令天津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政府没有禁止修炼法轮功之后，所有的人都静悄悄地离开了，连地上警察扔的烟头，纸片，全部都捡走了。

整个事件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没有任何过激言行，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注：王友群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94年进入中纪委、监察部，负责撰写尉健行等中纪委高官的讲话稿，同时在中纪委法规室参与各种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属于中共核心负责法律法规制定的官员。1999年因为法轮功申诉而开除党籍、辞退公职，2008年因控告江泽民出卖国土而被抓捕，被非法判刑5年，2013年出狱。2015年1月成功抵达美国。

如今江泽民面临的引火烧身局面。从2015年5月至今，在中国大陆向最高检和最高法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已经超过20万件。江泽民时刻面临被清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