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乱象频出 无人敢质疑习近平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暴发了自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当局执行极端的清零政策，导致上海防疫乱象倍出，民众开始将不满情绪公开宣泄。但为什么没有人敢告诉习近平，这样的“清零政策”行不通呢？

当2020年初疫情首次在武汉出现之后，当局称已经将其击败，并持续在国际上宣扬这个成功，习近平更是提出“制度自信”。可如今，两年多过去了，Omicron变体却开始在中国大陆肆虐，上海亦不断传出因为清零政策而产生的次生灾害，引发大批民怨，也引起国际关注。但与此同时，大陆官员却无人敢出面质疑“清零政策”。

习近平（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体制内信息传递只能从上至下流动

4月26日，作家、记者罗伯特•马奥尼（Robert Mahoney）在CNN上撰文说，这是因为中共的政治体系很僵化，没有应变能力，除了强力封锁、头疼医头与脚疼医脚的办法之外，没有办法灵活地处理具有高度传染性的Omicron变体。

马奥尼表示，中共当局靠着言论审查、宣传和社会控制，似乎阻止了疫情的最初传播，但因为审查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这导致中国知识界（和医疗界）噤若寒蝉，真实信息无法传递给在高位的共产党官员。

至于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发出的真实呐喊，也必须经过当局的网际网络封锁和过滤，再加上有一小群人工审查员、随处可见的闭路电视摄像机及面部识别软件，这都导致底层民众的声音遭受层层阻断。其中包括近日记录上海封城乱象的视频短片《四月之声》，该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后，迅速遭到当局屏蔽。

马奥尼表示，信息在体制内是从上至下流动，只能由“党”发号施令，“那些准确的基层报告，尤其是对政权不利的报告，很少能达到决策者那里”。

2021年8月13日，匈牙利裔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写道，因为习近平不了解真实情况，无法灵活应对危机。

索罗斯认为，习近平很难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调整政策，而习近平的下属因为害怕激起他的愤怒，不敢告诉他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各级官员不愿承担责任频频甩锅

曾连任四届驻华美国商会主席的吉莫曼（James Zimmerman）在中国工作长达24年，同时是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的合作人。他今年在中国被隔离了至少37日，吃了不少苦头。他表示，中共这个体制决定了其无法协调性地处理社会问题。

4月25日，据《福布斯》报导，吉莫曼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共官员倾向于走“大计划、大任务、不冒进的政策，但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处理方法”。他认为，目前的政治制度在做决策时，“不进行预测，不评估影响，不分析社会和经济后果”。

吉莫曼认为，“清零政策”对于跟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产生很大影响，“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外国企业，都开始质疑本届（中共）政府管理经济、疫情及其地缘政治的能力。”

吉莫曼还点出了中共官员不愿意担负责任的做法，以及他看见了各个阶层的官员在互相推诿。他提及，“（中共）政府中没人愿意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承担责任。”

习近平为巩固权力坚持动态清零

习近平在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称“胜利来自坚持”。

《华尔街日报》4月26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披露，“习近平近期要求官员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

据自由亚洲电台29日报导，4月28日，台湾国家安全局长陈明通说，尽管习近平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民怨四起，增加其政治安全风险，但在中共严密管控下，现阶段党内并没有挑战习近平的明显力量。”他表示，自徐才厚被整肃掉以后，习近平目前已经牢牢掌握军权。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4月28日在《日经亚洲评论》网站刊文说，清零政策让中国处于两难境地，中共高层眼下难以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危机比两年前在武汉爆发大流行病的时期要危险得多，因此他要不计成本地坚持清零政策，强压下一切反对自己的声音。

裴敏欣说，最糟糕的噩梦是，即使延长封禁时间也无法遏制大流行，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将在未来几个月被完全叫停，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溃败很可能会造成时局动荡。

他还表示，因为习近平正在寻求今年秋天获得前所未有的三连任，党内反对派都在盯着他，可能抓住这个理由跟他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