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的文化艺术交流

中华民族数以百计的皇帝中，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其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他的过人之处不仅仅是其叱诧风云的统治，而且他还是一位精通文学的学者。他遍阅圣贤经传、精研帝王道法，旁通诗文书画、满汉蒙藏文字等学问，成为清帝中学识最为渊博之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被称作“欧洲的主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他在位的时期被形容为“伟大时代”、“最开明的时代”、“最接近尽善尽美的时代”。与此同时，路易十四还有更高的称谓，如“天赐之子”、“邱庇特”（罗马神话的主神）、“阳光之王”、“太阳王”。身居辉煌的凡尔赛宫中的路易十四与生活在雄伟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同是幼年继位，君临一国，又同样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使各自治理的国家繁荣昌盛。

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和康熙（公有领域） 

300多年前，两位历经文化熏陶的东西方睿智君主本着海纳百川的远见卓识和了解对方文明的强烈愿望，开启了两国交流的大门。

17世纪前期，由于法国不是海上强国，中法两国之间尚无商船直接往来。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公司的船只仅仅通过印度将一些中国的货物运到法国。

当时，法国宫廷刺绣匠师瓦尔利特和园艺家罗宾已创建了刺绣协会，专门向宫廷刺绣匠师提供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图案和设计风格，可见当时法国人对东方的热爱。

康熙皇帝（公有领域）

路易十四（公有领域）

17世纪中期，中国瓷器在中国以外地区仍被视为罕见的珍玩，只有凡尔赛宫这样少数大宫廷才较大规模地陈列和收藏瓷器。当时，宫廷生活里的中国影响几乎到处可见。路易十四本人习惯使用中国或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俱。凡尔赛宫内，王后有一整套中国家俱。王太子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四把中国扶手椅和若干折叠椅。甚至国王的仆人家中，也有中国的漆桌、花瓶与挂毯等物品。1670年，路易十四为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特里亚农宫。

该宫模仿中国建筑风格，被称为“中国宫”。甚至凡尔赛宫中举行的庆祝娱乐活动经常包括中国题材，国王与王后多次直接参与。1667年狂欢节时，凡尔赛宫举行舞会，路易十四主持开场仪式，他的装扮像中国人。

1685年狂欢节的时候，王弟菲利普最后出场，他身上穿着中国大臣的服装。1700年1月，凡尔赛举行盛大舞会，路易十四乘坐中国式的轿子出场。路易十四还曾设想将罗浮宫建成“国际宫殿”，其中包括中国厅与意大利厅等等。关注对华事务虽不是路易十四的主要对外工作，但他却力图与中国直接联系。

路易十四掌权初期，法、中两国接触有限，了解甚少，在他统治的数十年内，两国的交流逐渐加强。他和宫廷曾派遣人员与商船前往中国，建立对华贸易公司，举办与中国相关的舞会，接见与中国有联系的人员或抵达法国的中国人。

1684年，比利时的传教士柏应理从中国返回到欧洲，其同行人员包括中国教徒沈福崇。该年8月，他们到达巴黎。9月15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他们，并以晚宴款待。沈福崇应路易十四的要求用汉语朗读祈祷词、用筷子进食。中国瓷器进入欧洲最初为上层人士装饰家居所用。

纹章瓷（公有领域） 

17世纪晚期，中国外销瓷的欧洲市场形成且种类繁多，除了有茶具、餐具、茶叶罐、糖盒、奶罐、污水碗、剃须盆、痰盂、壁炉装饰、手杖柄等之外，还有各种鸟兽和人物的瓷像，尤其是瓷佛像，西方人特别喜好搜集，而餐具和咖啡具则是在欧洲最畅销的物品。当时，路易十四曾命人到中国订制带有法国胃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因此“纹章瓷”风气大兴，用瓷成风。

1698年法国建立“中国公司”，法国第一艘商船“昂菲特里特”（Amphrityite）号直接驶往中国。于10月24日停泊在澳门，31日抵达广州，采购瓷器就开始了，除了从商人手中购买存货，还把订单送往景德镇。那里有专门从事外销瓷生产的陶公及画师，他们很熟悉这类加工订货的工作，能够依照客人所提供的绘画或实物，准确地模仿所需，并在很快时间内完成“订烧瓷”。

该船1700年回法国，1701年再次来华，于1703年再返法国。两次从中国运走大量丝绸、瓷器、漆器（法语因而把漆器叫做“昂菲特里特”）。一时法国风行穿着丝绸，摆设瓷器、漆器。瓷器主要为青花瓷、伊万里瓷（Imari仿日本瓷）及珐琅彩瓷。1705年该公司改称“皇家中国公司”，可见路易十四对于中国的重视。

对瓷器的钟爱以及销售瓷器的高额利润也使法国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仿制中国瓷器。因为法国商人必须用金银币支付东方瓷器的进口，致使法国金银库存迅速空竭；在本地生产瓷器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成为试制瓷器的中心，法国色佛（Serves）窑长期以来以软质瓷的生产而具有与德国的迈森（Meissen）相匹敌的地位，所产瓷器在技术和外观纹饰上模仿中国，而又有所创新，体现出法国人力图理解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瓷器成为向法国传递中国形象的一座桥梁。

路易十四时代晚期，随着各式中国漆器进口量增多，漆器在法国开始广为流传，而且东方式的设计几乎独占领导地位，家俱、轿子、车子、手杖无处不用漆画上中国图样。

贵族们还以轿子为彰显身份之物，故而在上层社会盛极一时，连乘轿子的种种规定和轿子的颜色也完全模仿中国。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时代中国的刺绣品与染色、愅丝等技术也传入法国，成为时尚。

清朝女装刺绣（公有领域） 

路易十四时代宫廷服饰无论男女都普遍饰以刺绣、折裥、蝴蝶结等，连贵妇们的高跟鞋鞋面也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饰以刺绣图案。贵族家中则陈设着典雅、精致的中国刺绣床罩、帷幔、插屏、窗帘等。许多普通家庭主妇都绣制家居所需的枕袋、靠垫、台布、垫布等。

路易十四的公主也热衷于飞针走线，路易十四有时还亲自为公主挑选最美丽的刺绣图案，可见其对刺绣的钟爱。如同仿制瓷器一样，法国人在模仿中国纺织品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风格。不仅如此，中国的金银线刺绣和中国漆器上的金漆彩绘也对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手工艺以及建筑艺术、室内装饰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王室贵族的引领下，这股“中国趣味”风靡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并传播到德国、英国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

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们奉路易十四之命来到中国，主要目地是为法国国王服务，他们学习中国观象台的建设，并经常向法国政府呈送关于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其次，他们的活动是传教。法国传教士之一白晋在呈送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到，他幻想康熙大帝改信天主教，他以为，这样当时人数堪与欧洲匹敌的中国将改变信仰，继而，中国周围各国民众历来崇拜中国文化，也将效仿中国，皈依天主教。幻想毕竟是幻想，行不行得通，那不是他说了算的。开明的康熙大帝明确地告诉各国传教士们，他不是反对西方的宗教，但不希望天主教到中国来传。康熙大帝没有对传教士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而是巧妙地让他们留在皇宫中服务，这样既阻止了他们传教，又把西方的文化艺术等留在了中国。白晋便较快地学会了汉语和满语。他在华近50年之久，最后在北京去世。法国传教士当时带到中国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温度计）、西洋刀剑、地球仪、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

许多器物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尤以西洋钟表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们喜爱。

路易十四（公有领域）

白晋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作过这方面的介绍说：“康熙大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种制品作为样品来复制。由于皇帝对各类新奇制品都有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在北京时，每天都要让人按时送来出自新建研究院（当时称为如意馆)院士之手的作品，若在某个寓所时，就两天送一次。皇帝总是检验这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该表扬的就表扬。他把手中的杰作留下来，总是要嘉奖那些才能出众、工作勤奋、精益求精的工艺师，甚至给他们加官晋级，并钦赐黄马褂。” 

康熙年间在如意馆工作的法国传教士、机械师陆伯嘉，1701年来华后一直在内廷为皇帝及亲贵制造物理仪器、计时器与其他器物，技艺高超。他在华生活了17年。此外，因康熙大帝的喜好和实际的需要，清宫造办处也仿制了一些器具，主要是供皇帝个人使用。据《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学习西法之际，在法国，路易十四却对舞蹈如痴如醉，他先后出现在21部芭蕾舞剧之中。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等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另一方面，经过法国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及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似乎比英国文化和艺术更受青睐。 

1699年（康熙3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著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中写到“儒学预示着一种普遍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