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后悔了 从防左 “ 第三梯队 ” 选拔内幕说起 (组图)

            
             胡耀邦当初为了“告别文革”而设计了选拔赛，却偏偏选出了将中                           国带回 “ 二次文革 ” 的习近平。（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中南海曾试图透过一场名为 “ 第三梯队 ” 的政治实验，以防止 “ 文革式 ” 的个人独裁重演疯狂。然而，这场由胡耀邦主导、李锐执行的选拔，最终却演变成一场讽刺的历史大反转。为何当初为了 “ 防左 ” 而建立的名单，最终却选出了将中国带回 “ 左转 之路的人？

文革表现是核心门槛    选拔 “ 不折腾 ” 的干部

名省部级后备干部时，设立了极其严苛的 “ 政治体检 ”：原则上必须具备大学学历，这在当时 “ 大老粗 ” 当道的体制中是一场革命，年龄还需在50岁以下，地厅级级别，再加上文革表现（一票否决制；严禁 “ 三种人 ” 入选 — — 跟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升官的人、造反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因此优先考虑的是文革中的 “ 逍遥派 ” 或对文革有抵制态度的知识青壮年。换而言之，当时的考核标准极其 “ 严苛 ”，不仅要看学历与年龄，审核最关键的门槛是：文革表现。

虽然胡耀邦强调才干，但在老军头与大佬的强大压力下，许多红二代也被列入名单。例如，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大连任职的薄熙来等，都在这 1,100 人大名单中。

1982年，习近平从军委办公厅主动 “ 下沉 ” 到河北正定县。据李锐晚年回忆，习近平当时表现得极其 “ 听话、沈稳 ”，不像其他高干子弟那样张扬。在胡耀邦眼里，这是一种 “ 老实、可靠 ” 的表现，符合改革派希望的平稳过渡。这与胡耀邦希望选拔 “ 不折腾 ” 的干部初衷不谋而合。

当时的薄熙来，不可一世、气焰嚣张，但在第一轮就被中组部 “ 刷掉 ”。这不仅是因为他个性张扬，据党内秘辛，薄熙来在进入名单前，就被陈云亲自 “ 画了叉 ”，关键就在文革时的表现。

据《苹果日报》与海外媒体报导，薄熙来在文革期间为了表现政治忠诚，曾当众批斗亲生父亲薄一波，甚至踹断其三根肋骨。陈云对此评价极低，认为此人 “ 心术不正、六亲不认 ”，一旦得势必会乱党。

《朝日新闻》也曾揭露，薄熙来文革时曾偷窃汽车并撞死驴子，甚至在书店偷窃昂贵辞典转卖。这些 “ 品行瑕疵 ” 在李锐与胡耀邦的审查中，成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美国加州法院3月31日裁定李锐的日记可                           继续保存在史丹佛大学，不会被送回中国。                                                          （图片来源：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亲手选拔了 “ 开倒车 ” 的人

胡耀邦1989年逝世，1987年被赶下台后他遗憾的是，他想建立的 “ 正常国家体制 ” 被老人政治彻底粉碎，他倾力提拔的 “ 第三梯队 ” 正逐渐沦为权贵家族的囊中物。这份名单实际上成了后来 “ 团派 ” 与 “ 太子党 ” 共治天下的雏形。

2019年逝世的李锐曾作为当年 “ 第三梯队 ” 选拔的主管者，他在晚年多次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习近平的失望。他在接受海外华人等媒体采访或私下谈话中，毫不掩饰地表示：“ 没想到他的文化程度这么低  ”      “ 我当时看错了人 ” — — 李锐后悔当年只看重了习近平的 “ 老实 ”，却没看出其内心深处的毛式教条与集权倾向。

选人改变不了党 中共系统最终选择的是 “ 守墓人 ”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直言：“ 中共的体制像一个过滤器，胡耀邦想滤出 ‘ 改革者 ’，但体制最终只会留下 ‘ 保党者 ’。” 明居正分析，习近平的入选与薄熙来的落选，本质上是党在寻找 “ 安全 ” 的接班人。但中共的基因决定了，任何人在这个体制内想要生存并上位，最终都必须向左靠拢。

明居正在访谈中指出，中共的选拔机制存在一种 “ 逆向淘汰 ”。习近平当时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表现出的 “ 平庸 ” 与 “ 无害 ”。然而，一旦这套体制感受到生存威胁，选出来的人必然会回归马列毛的集权套路来维护统治。胡耀邦的悲剧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选人来改变党，却没发现党的基因会同化所有人。

政经专家程晓农指出：“ 所谓第三梯队，实质上是红色贵族的 ‘ 世袭保障计划 ’。”这份名单确保了权力始终在红二代手中流转。习近平与薄熙来虽然在1980年代有胜负，但他们回归集权、维护党产的底色是一样的。1980年代的改革是为了救党。习近平与薄熙来虽有入选与否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是 “ 红二代 ”。当经济改革威胁到政权安全时，这批 “ 第三梯队 ” 出身的领导人必然会选择 “ 向左转 ”，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区。

前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这不是某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中共政权在面对国际民主浪潮时，必然会产生的 “ 防御性左转 ”。胡耀邦与李锐的悲剧在于，他们试图用 “ 好人 ” 去改良一个 “ 坏体制 ”，最终却被体制反噬 ...... “ 胡耀邦的理想化，敌不过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能。” 尽管薄熙来因文革恶行被胡耀邦、陈云排挤，但讽刺的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 “ 唱红打黑 ” 加强版，本质上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

胡耀邦为了 “ 告别文革 ” 所设计的选拔 “ 第三梯队 ” 有大批工程师背景的官僚（如胡锦涛、温家宝），这奠定了后来 “ 技术官僚治国 ” 的模式，是中共从 “ 革命党 ” 转向 “ 管理党 ” 的转折点。第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当年那份 “ 第三梯队 ” 名单。纵使胡耀邦本意是改革，但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这种选拔本质上仍是 “ 内部指派 ”。缺乏真正的民主选举，导致名单内的人最终仍需向权力核心效忠，而非向人民负责 ...... 于是，一经权贵大佬之手却挑选出了将中国带回 “ 二次文革 ” 的习近平。

史无前例的干部大洗牌，虽然让中共避开了苏联式的领导人集体老化崩溃，却也因为缺乏结构性的政治改革，最终演变成了今日派系共治与权力定于一尊的复杂局面。专家们指出，在集权体制下，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苦的人，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往往会回过头去模仿那个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体制；当然胡耀邦与李锐的理想，终究在红魔之下碎成了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