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华人讲述在中国遭遇车祸的痛苦经历

谢女士遭遇车祸后身上的伤痕和水肿

【记者东梅采访报导】9•18是个让中华民族难以忘怀的日子，然而，2009年9月18日对于法籍华人谢女士来说，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谢女士在这一天坐上丹东至沈阳的大巴，本来平常的旅行被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
早上十时许，这辆属于沈阳八方客运公司的辽A49758客车行至距沈阳市四十多公里处，发生了三车连环相撞特大事故，司机、乘务员和一名乘客当场死亡，另有三十人受到不同程度创伤。
车祸本已使谢女士身体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车祸后她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让谢女士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伤害。近日，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向我们讲述她在中国的遭遇。
记者：车祸发生之后伤势严重么，有得到及时救治么？
谢女士：我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向前方昏迷过去，又被阵阵哭声惊醒。当时全身剧烈的疼痛刺激着我迷迷糊糊的神志。
我看到一位大姐被震离座位，跌落在中间车门的台阶上，车门上都是血迹。她满脸是血，在痛苦地哭泣。我的脚上、手上、背上也都是血，于是赶紧挽起裤脚管检查。
这时车外来了两名男青年，他们用一根木料撬开车门，那位大姐就下车了。我还迷迷糊糊坐在过道上不知所措。
这时有人叫起来，“赶紧下车，车下着火了！”我浑身疼痛得无法站立，只好用手按住前胸和后背，一步步跨下车。随后，大火就吞噬了大巴，我们的行李也都被烧掉了。我的行李也都没有了，只有身上一套沾满血迹的衣服。
急救车陆续将众人送至附近的医院，我被转送至沈阳盛京医院，因无人前去交费，被拒绝在急救大厅，经医院保安多次请示，医院领导最后才同意用我的法国护照做抵押，这才将我送去X光间做各项检查。直到第二天，客运公司因为警方的压力，才跑来帮我办好住院手续，保安才把那个护照还给我。
记者：当时的那个肇事者你没有跟他去谈吗？
谢女士：2009年9月18日出事以后他们就没有来。当天，两个警官给我做了笔录以后，就跟我讲，“你放心吧，客运公司会赔偿你”。当时还不给我办住院，我就一直坐在那边等医院的检查结果。
客运公司的领导过来说，经过检查你没事了，不用住院，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自己觉得身体很难受，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我说，“既然不给我住院，请你告诉我，如果我离开医院我出事了，是医院负责呢？还是客运公司负责？”他就没有回答我。
结果没过两分钟，他说，“你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然后就径自走了。好在保安帮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就是在医院大厅里面。自从出事以后我就没喝一滴水，当时我躺下去一转身的时候，就痛到叫了起来，总之那个晚上我就好像在地狱里一样。
记者：当时你没有发现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吗？
谢女士：我在医院整整6天，6天里头没有一粒药，也没有人告诉说怎么样，等到第5天，才有一个女医生来给我看诊。
整整6天没有给我一粒药，也没有任何其它的治疗，都是自己到外面的药店买药，买止痛药，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肾出了问题。当时我以为只是挫伤嘛，觉得只是需要按摩，我们挫伤就是按摩啊。
最后一天我们几个受害者就去警察局，东陵（音译）大队那边，但是警察说还要调查，这个那个，最后大家也没办法，没有一元钱的补偿，几个人很可怜的。
记者：其他的乘客呢，妥善处理了么？
谢女士：大概有4、5个家庭乘车，总共估计有30名乘客。但是他们可能暗地里解决了，还是怎么样了都没有来，就我们几个，我们就跑到沈阳市政府。市政府的人就好像踢足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带我进来那个就把我交给另外一个，然后就让我坐在那边等，结果就等到天黑了，又是把我踢回刚才把我带进来那个，我知道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就说我回去了。
记者：你是法国公民？
谢女士：是，法国籍。
记者：和侨务办联系了么？
谢女士：联系侨务办，他就问，“你是代表谁啊？”当时我哪里能代表谁啊，我自己都把握不了，我怎么可以代表那几个人。我说我不能够代表谁，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希望还在国内的时间给我把这个事情解决，结果就出来了一个，他自称是侨务办的。但是，他讲他们是对朝鲜华侨，你看，结果就没办法。
记者：到现在问题还没解决是不是？
谢女士：没解决。2011年我回沈阳起诉客运公司，到处都不肯受理我的案件。我6月22号到沈阳，一直跑到7月25号，才找到一个地方呈上我的那个诉讼书，你想想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是要崩溃了。
记者：当时在中国有没有给你检查出来肾有问题？
谢女士：没有，检查结果里面没有谈到我的肾。我10月份回到巴黎做检查，才发现原来我的肾受伤，还尿血。
记者：你在中国诉讼的结果如何？
谢女士：案件于2011年9月7日开庭，我就把所有的文件都呈上去了。我给北京检查院，中国司法部写，都杳无音讯。
到9月7日开庭以后，我当时我就问法官，什么时候判决能下来。他说最早呢就一个月，最迟就三个月，然后我就走了。可是开庭到现在6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我在沈阳，去年我在沈阳6月22日到沈阳以后呢，我就试图接触跟我同车受伤的人，我带了很多糖果去看望他们。很奇怪的，他们都不肯来见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唯一有联系的，跟我说，案件已经全部解决了，就你一个没有解决，全部赔偿了。前后我打了4、5次电话希望见面，他一直推脱，到最后我就明白他不肯来了。我再后来就没有跟他联系，就是这样。我不明白，可能他们怕什么。
记者：就是说，他不想把他们之间的内情告诉你。
谢女士：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车祸，你连一个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的都没有，那一个国家就太悲哀了,你说是不是啊。
那个客运公司老板在沈阳有很多客车，还有那个出租车。那天我出庭回来，宾馆的老板还问我怎么样？我说还不知道，他说为什么你不送红包？我说，“我送红包了，我不理亏了吗？我又不是理亏，我又不是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我要送。”
我当时送红包我就理亏了啊。所以现在我一直等啊，我很耐心，而且我很低调。一直就是等法官给我一个判决。可是……就是全国没有一个人为我讲一句公道话。你看连跟我同车受伤的人都不敢来见我了。
这个是明摆着我是一个无辜受伤的，客车上的旅客，这是明摆着的。但是如果法律说什么的话，那我真的没话讲了。我还留着那天买的车票，还有当时我们在车上，还没有出事之前，那个乘务员就发给一个人一个优惠卡。
我就是希望你们报刊可以把这个事情登上去，最主要我请求中国的那个司法部门还我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啊，我的那个伤痛的摧残啊，我心里的伤害，就是这样。
记者：那你在法国有没有问一下，就是相关的律师有没有找，在巴黎有些华人律师（谢女士：没有。）因为你是法国公民。
谢女士：那就是打国际官司了。
记者：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咨询，有些地方就是免费的。描述一下你的情况，看应该用什么办法解决。我们这边可以在媒体上帮助你，让社会各界也好，中国大使馆也好，关注到这一事件。
谢女士：对，得给我一个结果。我曾经给中国大使馆写信，没有给我回信。我期待着共和国的朗朗青天风和日丽，让我们这批遭无辜伤害的弱者能深切的感受到丝微的温馨，得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和一个受伤害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