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盒与砚台

文&图/周安达
 

在近期的一个拍卖会上，惊现一批辽代金银玉器，拍品中有一件辽代鸳鸯青玉砚及鎏金龙纹银砚盒，十分引人瞩目，经过多轮激烈竞价后，终以高出十几倍估价落锤。辽代玉砚十分稀少，特别是带有龙纹银质鎏金砚盒的，更为罕见。经征得同意后，现介绍与藏家同好分享。
 

鎏金银砚盒长17.1厘米，宽8.5厘米，高7厘米，重288.5克；玉砚长16.8厘米，宽8厘米，高6.5厘米，重694克。

 

砚盒银质鎏金，经元素分析仪测定，含银57.95%、金41.04%、锌0.56%，微量锡、铜、铬。
 

银砚盒呈长方形，锤鍱焊接成型，通体鎏金，分盖、身两部分，以子母口相合。



砚盒侧面

 

盒盖正面四周以规整的连珠纹勾勒出轮廓，正中以模具锤鍱出浮雕状龙纹及云纹，阴线錾刻细部。龙体弯曲呈腾云状，矫健凶猛，细颈长身，背部出脊，身披鳞甲，鬃毛后扬，张口露齿吐舌，双角似鹿，四肢挥舞，三爪分张，一后足与尾相向缠绕。身边飘着几朵如意头状云纹，衬以细密的鱼子地。
 

盒盖两侧与两端均錾有以中心花卉展开的对称花草纹，而盒身四周则錾有连续的蔓草纹，且均衬以鱼子地。砚盒底素面无纹。
 

砚台为一块整玉雕琢而成，玉质致密细腻，温蕴压手不吃刀，色青，可见玉绺及沁色，当为和田青玉。


砚台摆放在砚盒里面的样子

 

砚额上立体雕出鸳鸯一对，相向而立，两喙相吻，稚拙可爱，阴线饰出眼及羽毛。
 

砚池呈弧形，池壁垂直，砚面正中略坡形下凹为砚堂。砚背下置四足，使砚台面升高，以便从下取放，与宋代抄手砚异曲同工。
 

玉砚选材高贵，研磨精细，底子平整，线条爽朗舒展，琢玉工艺堪称上乘。
 

龙纹源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最早见于新石器时期器物，此后历代龙纹均有变化。隋唐时期的龙的造型趋于完善，开始走向程式化，基本接近明、清时期总结的龙纹“三停九似”的固定模式。这个时期，金银器常见以浅浮雕与细阴线结合技术来装饰器型表面。
 

根据对辽代铜镜龙纹的研究可以确定，辽代的龙纹基本上保持了唐、五代龙纹的特点：丹凤眼，口大张，口角超过眼角，一足与尾相交缠绕，腿关节处有毛，足为三爪，形象凶猛威武。

 

此鎏金银砚盒及玉砚的制作工艺及纹饰，均符合典型的辽代时代特征。其背景流云纹为唐代出现的特殊纹样，充满动感，极具装饰效果。由于云头分歧而出，俗称歧头云纹，或歧云纹。

 

这件砚盒纹饰线条流畅，浮雕錾工精细准确，在粗犷豪放的辽代金银器中，显得相当细腻。

 

辽代金银器仅为皇室贵族所使用，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再加上龙纹的使用，意味着此砚必为契丹王室贵族之物无疑。

 

内蒙古赤峰市辽代耶律羽墓，曾出土一件金花银龙纹“万岁台”砚盒，内石砚拙朴，制作粗放，银砚盒上局部鎏金，亦錾龙纹，与本砚盒纹饰相近，但錾工稍嫌粗糙。

 

史载耶律羽为契丹东丹国左相，长期主政一国，位高权重。这件鎏金银盒玉砚，玉石为砚，金银为匣，设计独特，做工精美，其主人地位应不低于耶律羽，定为契丹皇亲国戚、权贵之人。

 

鸳鸯纹饰盛行于唐朝，历为爱情的象征。纵观历代中国玉雕，双鸟多两两相背，双鸟两喙相对的对嘴鸟的玉雕纹饰始于宋代。辽代与宋代基本同时，玉雕风格形式受中土影响不足为奇。
 

细观此砚，并无墨迹浸染，似不曾用过，这表明其或许是订情或大婚之物，并非生前日常所用之器。对于从马背上过渡到统治阶层的契丹贵族来说，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拥有中华传统文化所珍视的文房四宝，应该是当时附庸风雅的时尚潮流。
 

这方龙纹鎏金银盒鸳鸯青玉砚，是一件见证了辽代契丹汉化过程的历史文物，殊为难得，十分珍贵。


 

文&图/卓然堂 赵睿
 

这是一件风采照人的战国时期的青铜钫。整器满饰错金银及绿松石的龙纹，工艺技术高超，图案设计华美，雍容大气，富丽堂皇，是中国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实在是件罕见的艺术珍品，特在此与读者共享。
 

青铜钫是东周时期至汉代的盛酒器，又称青铜方壶，以别于较常见的青铜圆壶。
 

此器惜失盖，器身呈方形，高36.8cm，腹宽20cm。壶口微侈，颈略内收，向下弧状延伸为鼓腹形后又弧形内收至方形高足。
 

整个壶腹侧看外表呈正态分布曲线，线条优美流畅，造型端庄大方，令人赏心悦目。
 

此外，该壶壶足较高且稍微外撇，使得壶身更加稳重挺拔。壶身两侧肩部各有一只兽面衔环铺首。整器周身满饰错金银及绿松石，从上到下依次分七个区展开。壶口部四面每面饰两条龙，以错银丝勾出轮廓后以绿松石片嵌入其间。两个龙首相背，身体蜷曲。壶颈部每面饰两个三角形变形蝉纹，亦是由银线勾边再嵌绿松石。壶肩部错以金银丝片的云纹及卷曲纹。壶腹分上下两区，以大面积的银丝及绿松石饰以两组变形龙纹。上下区以错金银卷曲云纹相间。壶足部分则与壶口的龙纹纹饰完全相同。
 

绿松石用于青铜器的表面镶嵌装饰工艺最早见于夏朝。夏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精美的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而错金银工艺一般认为始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时期。随着青铜铸造工艺的发展，此时期的青铜器皿的壁一般较薄，浇铸时常需使用垫片来间隔内外范。
 

仔细观察本器颈部四面均有多个垫片，说明此方壶是经浇铸成型。唯其壁较薄，内面锈蚀颇为严重，多处松石下面的铜质已经完全失去而仅剩绿松石片。由于松石片非常薄而呈半透光，如执此壶从内对光看去，壶壁上如同点缀了点点蓝色繁星。
 

考虑到此器外表锈蚀并不甚严重，这种锈蚀与埋藏处的土壤环境关系不大，可能是原来装的酒或饮料对金属腐蚀性更强而从里向外锈蚀的缘故。这也从侧面证实此壶绿松石加工工艺的高超绝伦。
 

在较薄的铜壶壁上刻出浅槽，再严丝合缝的嵌入打磨极薄的绿松石片并使其牢固而又不脱落，其技术难度比错金银工艺有过之而无不及。金银丝片毕竟有延展性，厚薄形状较易掌握，而松石成型则完全靠打磨，制作这样一件大型作品，其所耗工时之巨，令人望而生畏。
 

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静心观察、认真思考则往往会得到更多更深一步的收获。譬如说为什么此壶设计为侈口撇足而非简单的直口直足？从功能上讲，侈口使壶内液体更易倒出，而外撇足使壶身相对更加稳定。但更深一层从美学角度考虑，外侈壶口与外撇壶足可以上下呼应对称，加之纹饰设计又完全一样，均为相对蜷卧的双龙，使观者从视觉上达到平衡和谐，设计者真可谓匠心独具。
 

此器惜已失盖，但估计壶口加上盖的高度之和应该与高器足的高度相似甚至一样，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统一。稍早些春秋时期及战国早期时的青铜钫多为直口及直足，加上壶足甚矮，壶腹不免略嫌下坠。与之相比，本器在造型的美学意识上有了发展。
 

中国青铜器的装饰风格从商、西周到东周，经历了相当大的改变。由商代庄重肃穆到战国时期的精致华丽，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观念。商周时期的青铜方罍(léi)多为祭祀之器，饰以颜色单一威严震慑的饕餮纹兽面纹以示庄重。而战国时期的铜钫则多为诸侯自己的宴用之皿，以色彩鲜艳生动活泼的变形龙纹及卷云纹装饰，在使用时的感觉心情轻松愉快。
 

这件青铜钫，造型优美，错金银松石工艺登峰造极，不愧是一件杰出的青铜文化艺术珍品，国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