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枫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德才兼备。面对日伪拉拢，他“宁作华丐，不当汉奸”，保持晚节，受人敬佩。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


刘春霖(维基百科)
 

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家道贫寒，世代为农，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但其天资聪颖、学习刻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举夺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可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说起他的状元及第，其中还有一段趣事。
 

公元1904年7月，殿试过后，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将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夺魁的举子是朱汝珍，慈禧太后一见“珍”字便想起了支持光绪皇帝改良的珍妃；而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
 

于是，慈禧太后大笔圈定，使刘春霖名列榜首，而朱汝珍只得屈居其后了。
 

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刘春霖在晚清和民国皆有任职。民国9年、10年，他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
 

刘春霖目睹了当时军阀混战、内部争斗、政治腐败的局面，非常愤慨。他把自己在总统府任职比作“执戟郎官”。1928年，他愤然辞职，退隐北平。
 

刘春霖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是年，正值他六十正寿。他不愿做寿，说：“国家存亡尚且未定，祸福难测，搞什么寿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寿辰之日，作《六十自述》长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一句：“忧国忍能看彩戏，为传雪已兆丰年。”
 

1934年，满洲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以满洲国的名义，以重金特邀刘春霖前往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之职，遭到他的严正拒绝

。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大汉奸王揖唐（王和刘是同科进士）想借刘状元之名作招牌，邀其出任北京市市长要职，同样遭到拒绝。
 

日伪恼羞成怒，竟抄了刘春霖的家，还将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返还了抄走的财物。

 

可惜的是，刘春霖并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1944年，他与世长辞，享年73岁。刘春霖去世后，哀悼的人络绎不绝。
 

大楷学颜、小楷学刘
 

刘春霖博学多才，在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书法。
 

早在刘春霖未登第时，晚清名臣、两代帝师翁同龢，见其笔墨，惊叹不已，预言他将大魁天下。

 

匾额作为店铺的金字招牌，题字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日本商人也效仿老字号，请名家题字，为店铺增光添彩。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请刘春霖题写匾额。他带去四根金灿灿的金条，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
 

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刘春霖的书法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刘春霖的小楷水平登峰造极，至今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文/肖婷
 

提及无声电影时期的大明星,有谁没听说过这位身兼导演、编剧、演员、配乐多职，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饱受批评与质疑的卓别林。他藉借作品传播欢乐，创造了一个电影殿堂上的经典人物——悲剧英雄夏何洛（Charlot）。


 

天才演员的悲怆童年
 

卓别林的成长背景让人有些吃惊。他出生于英国，父母皆为杂耍场的演员，且在他一岁时离异。卓别林与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哥哥相依为命，三人经常三餐不继。
 

他的母亲在愁苦生活的煎熬中，嗓子逐渐嘶哑，表演数次失常。在一次的表演过程中，卓别林被经理带上台，以代替嗓音失常而被观众轰下台的母亲来继续演出。卓别林当时年仅五岁，但首次登台便博得群众欢乐的掌声。
 

卓别林的母亲在身心的苦痛与疲惫中最终崩溃，母子三人都被迫进入了贫民习艺所。卓别林虽年纪小，却早已饱尝嘲讽、无助、孤单等众多情绪。

 

他在七岁时，还遭逢了母亲发疯的惨事。可是，过往种种都是形塑卓别林能卓越的在舞台上展露表演天分的绝佳淬炼。

 

童年挫折是伪装的祝福
 

比起有父母照顾，衣食无缺的孩童来说，卓别林有着再孤寂不过的辛酸童年，一股无形威胁逼着他早早觉察人世的折磨，但他可没有因此就丧失了给予他人欢乐的幽默。
 

那些烙印在他心底的苦楚，本来很可能会成为莫大的阴郁黯影，让他跌入一蹶不振、怨天尤人的牢笼中。所幸，表演让他找到了回馈给世界的方法，也让他获得满足与信心。
 

卓别林创造出了电影中的贫者身影，铺排了一段又一段情节，唤醒了大众去了解穷者的艰难。
 

卓别林从童年经验中，汲取了灵感，变成了银幕上的艺术。而且，当他成名之后，仍持续捏塑一个又一个平凡小人物的生命力，让观赏者不仅看见人性的复杂多变，也发现表演者的肢体语言的丰饶与美感。
 

电学之父法拉第的至理金言“挫折是伪装的祝福”，在他身上灿烂的应验了。幼时的种种苦难，让卓别林攫取凝聚亮度的基调，以电影为媒介，总合哑剧、舞蹈、古典音乐等艺术形式，来诠释出一部部既生动又充满“卓别林风格”与充沛情怀的璀璨作品。
 

卓别林之名响彻电影界
 

卓别林在当时造成轰动的无声电影，虽然让今人感觉其技术与画面都太过简单，但大家依旧不忘卓别林所塑造的一大鲜明人物——夏何洛。这位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与一双大鞋、拿着一根拐杖的悲剧英雄，被卓别林演绎后，就这样伫立于显耀之地百年，让人一见即牢记于心。透过电影看出卓别林巧妙又敏锐的构思，并藉由角色举动所透发出来的浓情与事理，让人感受到人文关怀。
 

笔者探索卓别林电影后，自电影角色与情节觉察到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与全片揭示出来的社会意识。只是，撇除对于电影结构与意义的探掘，光是人物戏剧十足的举动就已经令人会心一笑，为之着迷了。难怪卓别林会成名，而美国各地还陆续出现了“模仿卓别林”比赛。
 

卓别林以自创的夏何洛、人物间的搞笑互动、集聚讽刺与趣味来引发观赏者开怀大笑，或让大家萌生言语说不出的共鸣。他在缔造艺术杰作之际，亦对电影界贡献良多。

 

在了解电影史时，是绝对不能缺漏他这号将悲苦转化为积极力量，且创作出无数经典作品的大人物的！
 

 

文/准林
 

美国籍华人作家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他决定投降。
 

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房前停下。一番寒暄过后，格兰特将军就在这间房子的一张石桌上签署了有关投降的事宜。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


描绘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格兰特将军的插画(123RF)
 

一俟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降级相送。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当和平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的时候，参与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向房主迈克林斯索要一点东西以资纪念。不一会儿，客厅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买走了，只有那个签字投降的桌子还留在原地。奥特将军也想带一点东西回去，可是他知道，凭他菲薄的军饷要买那张带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几乎不可能。这时，房主迈克林斯向他走来，他说他想送一样东西给他，那就是这张桌子。这使奥特将军惊诧不已。他问这个和善的房主，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迈克林斯笑眯眯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开小差的南军士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奥特将军这才想起，不久前，战场上曾抓住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士兵，被他的部下深夜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士兵又冷又饿，满脸疲惫，不停地解释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逃跑，不料却误入敌阵。这个诚惶诚恐的孩子思家念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等这孩子吃了东西，暖过身子，他就下令将他送出前线，并叮嘱道：“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十分关键，它指出了这个故事背后那超阶级、超政治的人道本质。这个南方士兵，也许他曾向北军的战壕扔过手雷，也许他曾将枪口对准北方的兄弟，也许他曾跟从南方州的议员痛骂过“北佬”侵犯他们的家园，但在今夜，他只是一个想念父亲的孩子，一个有家归不得，常年征战在外的疲卒。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他卸掉盔甲，慌不择路地出现在敌兵的阵地里时，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恐惧，有软弱，需要毯子御寒，需要食物充饥的人。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也许会像所有的男孩一样，成为一个父亲眼中的骄傲，女孩梦中的主角。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或许，在他内心像他的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一样厌恶奴隶制，但在战争来临的时刻，他们信守了一个喝井水长大的人最朴素的理性，那就是，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剑指向自己的家乡。
 

其次，我们应当注视这个故事的另一端，即奥特将军。当他说“孩子”，而不是“敌人”、“俘虏”，甚至是“反动分子”、“叛国者”时，他在内心已自觉地将这个误闯敌阵的士兵作了身份转换；当他说“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时，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世人，他痛恨的只是战争，而不是在战争中拿枪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