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RF）

1. @NH：儿不救母，要儿何用？法不惩恶，要法何用？法官无知，要你何用？国不护民，要国      何用？

2. @公路美学：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推特上说：“中国权贵集团90%的家人都拥有外国籍，作为统治阶层的他们都会这样做，令人费解，难道它们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未来吗？”网友神回复：“你见过哪一个强盗，能安心地呆在受害人的家里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难怪你竞选总统会失败！

3. @RFA_Chinese：“什么是红军的精神？我去看过井冈山，井冈山当时把地主富农全都杀光了。那你把这个精神也传给现在的一代，现在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去造反，推翻你们这些贪官污吏？”

4. @xiucai1911：俄罗斯反腐大游行已经进入白热化，俄罗斯变局一触即发，这么重大的新闻，央视居然只字不提，为什么？害怕连锁反应。中国的贪腐天下第一，比起俄罗斯有过之无不及，何况俄罗斯的福利待遇中国人望尘莫及。连身在福中的俄罗斯人民都起来反抗了，中国人民知道了，万一效仿则社稷危矣！你虽打草，我已惊蛇矣。

5. @柏举-散人：一天到晚宣传川普丑闻，日本首相的丑闻，韩国总统下台被抓丑闻。象泼妇骂街，还辱人的人格。告诉你，他们三个加起来的“丑闻”还不如你们的一个村长。

 

【记者岳超综合报导】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打虎”行动在继续扩大。据香港中文杂志日前披露，公安部、中组部下达的一份通知：“关于正在接受有关方面审查的人员出境的规则”，该通知列出了由部省二级提供的名单，针对已经离退休省部军级及以上官员的家属，以及现接受审查的官员家属，名单有12500多名。
 

而此前，《动向》杂志在2016年5月号也曾爆出：由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牵头，协同中组部、中共中央政法委一起，于2016年4月25日下达“关于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家属、亲属（包括离退休省部军级及以上本人、家属、亲属）出境出国若干规定”的通知，已经接到限制出境、出国通知的中共中央省部军二级家属、直系亲属有1570多名，其中江泽民、曾庆红、李长春、刘云山、张高丽等人的亲属都在其中。


曾庆红、曾庆淮 (网络图片)
 

据悉，今年对高官家属限制出境的行动，依然是由王岐山亲自坐镇，孟建柱、赵乐际及栗战书等皆参与指挥；责成所有被限制离境、出国的家属、亲属必须在60天内书面上报有关财产、护照、国籍等资料。
 

约谈曾庆红兄弟  称“问题”很严重
 

另据香港《争鸣》杂志4月号报导，3月18日，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在北京玉泉山中共中央老干部休养所2号楼208会议室约谈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前文化部特别巡视员、文化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曾庆淮。
 

该报道称，负责约谈的是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他们代表政治局、中纪委、中组部约谈关于曾庆红和曾庆淮家属在经济领域、境外社会活动的情况。据悉，这是中纪委自2015年1月7日以来对曾庆淮及家族的第三次交谈，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据赵洪祝、赵乐际称，由中共党内外业界举报的问题经初步调查核实，问题不是多少而是“很严重”，涉及人和地区多而广，有来自境外业界的信息以及相关涉案人员交代的情况涉及到曾氏兄弟二人的家属甚至本人身上。
 

报导还称，约谈时中纪委对曾庆红、曾庆怀二兄弟提出四个要求，包括站好政治立场、自觉配合调查、向家属讲明“法律面前没有特权”、动员境外亲属回国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等等。
 

政法系大换血  无政法履历成新特征
 

另据大陆官媒3月31日报道，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3月29日的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特别指出：“当前一些司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导致难以落实”。他强调，“中央政法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力亲为”，各地也要“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决不能拖一拖、放一放再说”，要在十九大前基本完成司法体制改革。
 

有分析人士指出，孟建柱的这番表态，显然是习近平政府对当前政法体系继续“清剿”的信号。据报道，2017年两会前后，政法系统开始了大换血，外界发现，这次人事洗牌呈现出一大特征，多名无政法工作经历的新人上位。
 

据悉，从2017年2月初至今，有9名公安厅正副厅长被免职，13名正副厅长、党委书记履新。其中从2月26日至3月4日的一周内，云南、海南、山西、新疆4省的公安厅长一把手被替换。
 

另外，云南省官网2月4日通报一批官员任免名单，包括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刘黎波被免职，转任云南警官学院院长；省司法厅巡视员吉志勇被免职，退休。
 

与此同时，各地监察部、最高检察院及数省的司法、检察官员也有人事变动。值得关注的是，新疆有3名公安厅副厅长履新，赵天杰、李成辉是新疆地方官员，之前从无公安工作的经验。

 

2月23日，云南省委常委张太原首次以云南省委政法委书记身份露面。张太原曾任山西省政府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司司长、昆明市委副书记等职。
 

3月3日，任军号任职云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任军号曾任西安市临潼区委书记，西安市副市长等职务。在2013年之前，周永康操控政法系统期间，任军号未有政法系统任职背景。
 

外界观察分析认为，与已经落马的政法王周永康没有工作交集，成为近期地方政法系统新官员的一个特征。而在此之前，今年1月习近平曾指出，2017年对政法系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据统计，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对政法系统官员进行清洗，在过去4年中已更换24省公安厅长，其中有3省换过两次。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政法系统，虽然周永康被抓，但仍然是江泽民时期留下的班底，大小官员大部分还是那个时期提拔上来的，在镇压法轮功过程中，政法系迅速坐大转变成了利益集团，不仅靠“罚款”等恶劣手段榨取民众财产，还瓜分巨额“维稳”经费自肥。而自习近平上台至今，政法系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被清算，一直在或明或暗的跟习作对，对习的政策“反向”执行。因此在彻底清洗政法系之前，习近平政府所提出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口号。


 

【记者苗薇综合报导】据官媒3月29日报道，天津市公安局前局长、市政协前副主席武长顺当日在河南郑州市中院一审开庭审理，他当庭认罪、悔罪，法庭择日宣判。
 

检方指控武长顺通过实际控制的公司非法占有公款、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及挪用公款，共计高达5.27亿元，创下“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涉案金额最高纪录。


武长顺受审画面(视频截图)
 

人称“武爷” 横行天津多年
 

公开资讯显示，武长顺的仕途生涯全部在天津度过，并且在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长达44年之久，从交警队警察一直干到市公安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坊间绰号称其为“武爷”。
 

《法制晚报》曾报道，多名天津政法界人员透露，武长顺案涉案金额高达74亿多元。有关部门向天津市政法系统通报武长顺涉案情况时表示，仅天津市公安系统给武长顺行贿者就有23名；武长顺本人贪污4亿多元，卖官收入8400万元，行贿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收受礼金33万元，违反财经纪律涉及金额15亿元，其中4亿元为违规发放。

 

报道还指，武长顺的家人名下有70余家企业，参与及有连带关系的公司40余家。通报称，武长顺采取查案、抓人等方式，打压与其家族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此外，天津媒体曾报道，天津纪检、政法系统多名官员透露消息，与武长顺有关的两处地方被查抄，一共拉走了12辆卡车的物品。
 

四警花曾为其生子
 

财新网之前有报道称，武长顺的贪腐案情曾于2015年3月26日在天津政法系统中通报。通报中披露，习近平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上谈及武长顺案时说：（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
 

通报还涉及武长顺的私生活内容，称其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其中四名公安系统的女性为其生育私生子。
 

据《苹果日报》2015年4月曾引述天津网民消息披露，天津巨贪武长顺竟是“绿帽王”，9个私生子仅3个是亲生。报道指，武长顺除包养警花外，还与一名女艺人和数名女大学生非法同居，先后生育了9个私生子。武被调查后，“经组织监定，9个私生子中只有3个是他亲生的。”
 

其实武长顺涉足淫乱活动早有前科。1992年初，他在娱乐场所嫖娼时被天津南开公安分局抓个正着，后被其上司、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宋平顺亲临现场“解救”。
 

曾受到周永康庇护
 

武长顺是前天津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宋平顺的心腹，受其一手提拔。2007年6月3日，宋“自杀身亡”。随后，武长顺被“双规”之说在天津迅速蔓延。
 

陆媒曾报道，武长顺此前之所以能化险为夷、青云直上，与周永康的庇护分不开。消息人士表示，宋平顺事件发生后，武长顺确曾被有关部门调查，但被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以北京奥运安全为由保下。


 

【记者郑文新综合报导】中国大陆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可追溯至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的“红楼”，红楼被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传统的腐败行为更多表现为一种物质上的交易，而私人会所腐败方式更为多元化，除了传统腐败的物质贿赂外，还有即时即地的消费体验与精神享乐，如色情贿赂。有评论指，私人会所已是商纣王的酒池肉林的现代化版本，其恶化的社会不公已成为引发民变的一根导火线。
 

3月3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文章称，私人会所比较隐蔽，中共官员在这些隐蔽场所参加聚会极易滋生各类腐败问题，比如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等。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既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入场所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喝问题。在查办相关官员案件过程中，发现许多官员经常在会所性质的私密场所搞吃喝聚会，滋生出许多腐败问题。


大陆某一会所内景 (网络图片)
 

私人会所已发展成滋生腐败的温床
 

2013年11月25日，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称在90年代，赖昌星的红楼已经具备了现代会所私密性的宴请、娱乐等高档接待功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
 

一些高级的会所外部大都戒备森严，内部装饰华贵考究，高端消费不同寻常，可以说，中共官员在这些私密性较好的会所里做任何事情，都不易被外界所知悉。因此，很多不愿公开的商务宴请、政务会晤都愿意被安排在顶级会所里，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
 

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以京城俱乐部为代表的顶级私人会所，并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壮大，吸引着私企老板、政府官员以及各界社会名流慕名而来，找寻自己的那份利益所在。然而如今的会所，却在人们的贪欲中逐渐演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特定的现代土壤滋生了这样一种特殊文化，各类会所就是在一些中国人盲目追求奢华、显示身份、畸形消费的不良浪潮中，走向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以“高端路线”傲视群雄的“四大会所”——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中国会，则是中国顶级的官商名流聚集地。落在寸土寸金的长安街上的“长安俱乐部”号称“政要天堂”，与天安门广场咫尺之遥：踏进大门就是金碧辉煌的仿金銮殿，让各界名流趋之若鹜。“长安俱乐部”会员以政府官员为多，包括不少知名央企和外资企业的高管。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等都是座上贵宾。

 

在“长安俱乐部”可吃到精致的粤菜和各地特色菜，贵宾包间名字很特别：一品、双喜、三元直到九如、十全；俱乐部有几款独创菜单，据说是根据全球最好的食谱及最好原料搭配制作，价格由8,888元到48,888元人民币。而入会资格须要经过严格审核。有钱并非入会的唯一条件，尤其一些顶级私人会所，入会条件很多，有的入会标准是资产超过千万元的企业老板，有的要求必须是名人，否则有钱也不一定进得去。

 

除了长安俱乐部、北京香港马会、中国会、京城俱乐部以及美洲俱乐部等公开经营的会所，在京城的某些角落，还蜗居着各类企业家的私人会所。

 

在中国大陆，现在亏损式经营、违法腐败、甚至整个社会的负面观念又给私人会所事业蒙上一抹浓重的灰色。一些被查处过的会所，大多有“偷税漏税”之嫌，官商勾结甚至从事其他的非法活动等，亦不可避免。
 

私人会所不是工作场所，一些官员走进会所后接受一些色情服务，“交易”的过程往往隐藏在娱乐项目当中。

 

近年来，一些官员在受贿表面形式上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开始被摒弃，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部的某著名高尔夫俱乐部，海淀区检察院曾经查办了大陆某矿业公司经理收受了一张该俱乐部价格45万元的高尔夫球会员卡受贿案。要成为该俱乐部的会员，首先要交60万元办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也有一些行贿人，投其官员所好，不直接向官员赠送会所会员卡，而是将自己办理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者共同享用，或者利用会员的身份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违法行为。
 

另一种会所腐败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在公款办理会所会员卡的过程中变相贪污，即在会所中大肆挥霍公款甚至私设个人小金库。2010年，北京市某会所向在该处开会、度假的中共单位返还费用，从2003年至2010年，该会所已经向上百家中共单位返还“现金折扣”，有的单位虽未在该会所返现，但却以会议费的名义在该宾馆存入高额款项，并开立消费账户，供官员或单位招待客人时使用，金额高达几百万元。
 

商纣王酒池肉林现代化或引发民变
 

私人会所另一大垢病就是恶化社会不公。有中国学者认为，城市奢华私人会所林立，不但成为当地官场腐败的新景象，而且也对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起到恶化作用。
 

在政商名流和演艺明星汇聚最为密集的4000家私人会所主要为全国的政要官员、巨贾、名流明星提供秘密而安全的交结场所。即使在“低端路线”的私人会所吃一次便饭，也是按人头收费，一位2000元人民币，不含酒水，另加20%服务费。这些私人会所一律会员制，入会费少则30万到50万元人民币，多则500万元，年度消费最低金额限制为30万元。在北京，新涌现的4000家私人会所，正不断撰写着这个城市中最为奢华腐败的传奇。
 

许多网民认为，在今天中国法制名存实亡之下，这4000家私人会所只会藏污纳垢，孕育无数腐败，成为腐败基地。网民说，以“高端路线”傲视群雄的“四大会所”，不过是集腐败专制之大成，让商纣王的酒池肉林现代化了。有分析指出，北京的4000家私人会所已成为引发民变的一根导火线。


 

【记者晏清流综合报导】山东“辱母杀人案”引发网络沸腾，中国最高检察院已介入调查。有专家在美媒节目中指出，案件背后除涉经济混乱和官匪勾结放贷的黑幕，官方反常允许此案持续发酵，或涉高层内斗角力。
 

3月30日，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的《山东‘刺死辱母者案’，背后多少黑幕？》节目中，前公安部学者、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均表示，山东“辱母杀人案”反映了全国各地官匪勾结放贷，黑社会猖獗，以及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的混乱。


 

他们认为，中国民营企业30年来贡献了80%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只贡献20%的国企却垄断了银行80%的贷款，因此民营企业要发展只能依赖民间集资和高利贷。这种情况导致民间高利贷生意兴隆，一些民间企业和黑社会集团放高利贷牟利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而这些高利贷公司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政府官员。
 

贪官通过黑社会放贷，再通过当地公检法给高利贷公司提供保护，警匪勾结，导致高利贷行业非常猖獗。民营企业家一旦无法还债，就面临黑社会和官方的双重打压。
 

引发巨大关注的“辱母杀人案”，起因是山东青年于欢的母亲因经营困境向高利贷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但归还逾250万后仍未能还清债项。去年，追债者杜志浩带10人禁锢于欢母子，期间极尽凌辱，直至将于母按进马桶，掏出生殖器向于母磨脸羞辱。接到报警而到场的警察却并没有制止追债者劣行，于欢崩溃之下持刀捅向追债者，致1死3伤。于欢今年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引发社会震动，最高检察院介入。
 

综合自由亚洲等媒体报导，为杀死辱母者的于欢申诉的亲属于秀荣表示，涉事高利贷集团与当地公检法官员都有关联。放高利贷的钱原来是公安局、检察院、镇政府人员的钱。故此警察才不作为，法官乱判。
 

事件延烧高层 或涉习曾暗战
 

山东“辱母杀人案”发生在一年前，但直至最近迅速引起巨大关注，并且在网络管制如此严厉的情况下未被封杀，背后原因引起猜测。
 

据《日经产业在线》上月发表的福岛香织的分析文章认为，即将在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激发了大陆高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高潮，目前鏖战正酣的当属习近平与曾庆红的斗争。
 

高光俊律师在美国之音节目中称，山东“辱母杀人案”可能有深刻的动机，其中一个说法是：据说习近平想在十九大之前完全控制山东政界，通过炒大该案达到清洗山东官场、主宰山东人事安排的目的，因为曾庆红在山东政界特别是政法系统有很大的势力。
 

山东历来各任主政者多为江派大员，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和现任常委张高丽，他们都在山东省委书记任上获江泽民和曾庆红提拔。
 

吴官正本身就是曾庆红的老乡和亲信，张高丽曾在广东石油系统工作十几年，曾庆红被称江派“石油帮”首任帮主。现任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也是曾庆红亲信，他在中办任职时，是时任中办主任曾庆红的直接下属。
 

另外，近期也不断有传闻说习近平要借机整肃政法系统。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被指是曾庆红的江西老乡，是曾的表外甥女婿。
 

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12月号刊发评论文章认为，中共政法公安系又称刀把子，从“六四”后就一步步蜕变成权贵江系集团的家丁护卫，是江系重点长期精心经营布局的地盘，多年来罪孽深重，恶迹昭彰，已致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习近平接下来的反腐动向，将从枪杆子转移到刀把子。

 

【本报讯】据重庆官方消息，3月27日晚，重庆忠县常务副县长毛国强因情感问题，被一名叫王拥的男子用刀在办公室刺死。毛国强朋友游某被刺成重伤。目前王拥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据王拥供述，毛国强（离婚）两年前认识了王拥的女朋友吴某芳（现年31岁，离婚）并与其长期保持联系。因王拥已婚，吴某芳与毛国强认识后，与王拥关系逐渐疏远，引起王拥不满。王先后三次找毛国强交涉，毛国强委托朋友游某代为斡旋。


重庆忠县常务副县长毛国强(网络图片)
 

3月26日，王拥携带尖刀从湖北驾车到忠县。3月27日晚，毛国强约王拥在办公室与其交涉，双方协商无果。晚上8时许，王拥用尖刀捅向毛国强，致其当场倒地死亡。与此同时，被害人游某得知王拥找毛国强交涉后，就约王拥一起商谈（游某尚不知王拥已将毛国强杀害），王拥藉机找到游某，将其捅伤。
 

毛国强现年49岁，重庆璧山人。犯罪嫌疑人王拥现年40岁，湖北神农架市人，已婚。

 

近年来，中共官员被杀事件频传。今年1月26日下午，广西陆川县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在其住所一楼，被一男子持刀杀害，送医抢救后死亡。嫌犯龙建才被当场抓获。

 

据陆媒报导，龙建才因22年前的一桩离婚案官司一直对时任案件审判长傅明生怀恨在心。
 

去年2月26日，北京昌平区法院女法官马彩云在住所楼下遭枪击身亡。凶犯之一系马审理的一起财产纠纷案原告。


 

【记者林中宇综合报导】有博士学历的现任云南省省长阮成发，日前在云南昆明五华山的会议现场再次读错字，将饮鸩止渴的“鸩”读成“jiu”。
 

由于阮成发去年12月在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将云南省的简称“滇（dian）”念成“zhen”，今年2月又在公开活动中把云南“抚仙湖”念成了“抚优湖”，阮成发一再读错字引发热议。
 

阮成发的哲学硕士、法学博士都是“边工作、边学习”弄来的，而且博士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图/网络图片
 

韩正的学历进阶
 

自由亚洲电台去年8月刊发高新的《中共官场从政策源头鼓励伪学历、假学历》一文。
 

文章称，官场中越没有真才实学，越没有底气的干部，越是要弄上个“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头衔。
 

比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官方称他是“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事实上，一开始没有任何学历的韩正在任职上海市化工局团委书记期间，于1983至1985年在复旦大学大专班学习，他的第一个学历就是“在职进修”获得。
 

接下来，韩正于1985至198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习。有了“夜大学”的两年经历之后，韩正便成了“大学本科毕业生”了，并凭此学历当上了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担任上海市团委书记期间，已经具备了“大学本科学历”的韩正继续“学而不厌”，于1991至199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读在职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文章称，就是这样，纯粹工人出身的韩正没有经历过一天大学校园生活，但却成了具备“研究生学历”和“正教授级高级职称”的“党内知识分子”。
 

权学交易盛行
 

陆媒《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6月曾报导，许多落马省部级官员都是所谓“边工作，边学习”，有的甚至基础学历都没有，最后成了博士，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文章认为，这就是权学交易的结果。
 

文章举例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他第一学历几乎没有，但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季建业17岁时进入苏州地委党校中青年干部班，这权当是他的第一学历。随后他于1983到1985年参加苏州大学政治系干部专修科。1996年至1998他参加苏州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1999至2002年，任职扬州市长的季建业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季建业升任扬州市委书记后，他又参加了苏州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
 

此外，该文披露涉权学交易的落马高官还有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原海南省副省长谭力、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