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

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本事，和政治统战的手段，是毛、周文革权斗，周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邓颖超（左）与孙维世（网络图片）

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

司马璐在《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一文中披露，艾蓓写的《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毛认陈惠敏为女儿和情人。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陈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即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王一知 张文秋

中共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

共党地下工作者深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个中三昧，谍报人员潜伏敌后都是以夫妻档为掩护。

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

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刘松林、邵华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意涵耐人寻味。

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中共中央大多数人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

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 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金山的第二任妻子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后在周的安排下，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结婚赴美留学。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向忠发在上海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是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一命。

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

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

第一位女人张若名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20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数据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

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邓颖超，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作者按】柬埔寨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是许多往南洋求生的中国南方人爱选择居住的地方，所以华侨特别多。高棉人本是纯朴民族，和中国人一向和平相处，你营我商，你不争我不斗，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行业。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侨们都设有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人们都能安居乐业，所以谁都爱上了这安静的小国土，都愿意扎根于此。谁料好景不长：由于种种政治因素，这美丽的家园，终于因为共产党的几个野心家，变成了露天大坟场。

文/谢锡祺
（接上期）


按照红色高棉的命令，金边的外国人被集中起来，很快都被赶出城市。（网络图片）

在路途中，也不知何缘故，我决定停下脚步，与妻儿离开队伍走进了一家当地华人的茅屋，委求住宿。此华人冒险收留了我们，离开队伍不久后我便听到了摩托声，是一群柬匪，我就知道他们原来是来追捕我的！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到了傍晚，华人屋主便告诉我实情，以及他们杀人的经过，屋主很赞成我的选择。

睡了一夜，第二天很早我就起身跑路了，当我要离开时，华人屋主给了我三个粽子，原来当天是我们中国的端午节，我非常感动。在这残酷的世界里，还有少部分人是善良的，也许是天主对我的施恩吧！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要走，我们进入了树胶林里，被一大群的蚊子叮得满身是包。不一会儿我的拖鞋也断了，自行车的轮胎上也沾满了泥巴，不能前进。无奈之下，我叫慧英先带两个孩子走出胶林，自个儿辛苦的将米及热水瓶推行，慢步走出这可怕的环境。

过了一、二个小时总算见到妻子和女儿蹲在柏油路边等着我！又走了一段路后，没有鞋子双脚几乎无法行走，柏油路实在是太烫了，我只好用香蕉叶垫着两脚，绑着脚继续前进。直到要渡过“洞拉萨”湖到地里木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湖边，水流湍急，必须要等着对岸的小汽船过来，但条件是每人要给一罐米才能上船，最后我掏了三罐米交给了船主，给了船主之后米也所剩不多了，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几天！

到了地里木，全部越侨必须到柬匪当局登记，得到证明才可以继续上路，这可把我难倒了！因为我只能听越语，但不会讲。还好慧英勇敢，到了登记处后，用柬语和柬匪对话，说我丈夫是越南人，但他已病倒，不能来申请，用爸爸的姓名TATHOAI为登记，这些可恶的柬匪也上当了！快到越境时，慧英不幸跌倒在河中流产了，流了许多血，只好投到柬匪护士那里去医治。而柬匪所给的药也就是那里士丸，神仙丹。经过一夜的烤火，人就感觉好一些了，便继续起程了。

大约走了三十里路，我们遇到了柬匪的检查。我们被推进一堆人群中，见许多华人在静坐。忽然看见一大婶给我打一眼色，原来这一群人没有准许证，柬匪预备把他们处死的。这时候慧英拉着我离开人群，柬匪拦着责问我们是否有证，慧英拿出了准许证，我们就这样逃过了死亡。出了人群后找休息地方，但所有的柬村人都受了柬匪之警告，不敢接受我们。刚好我看到了一座木质的高顶房屋，我们一家四口在此停下来休息，晚上我听柬人聊天说，原来这房屋是柬匪首领休息的地方，真是吓倒我们了。熬过这漫漫长夜，清早我们就继续上路。

又走了一段路程，慧英流产后情绪很糟糕，这问题令人非常困扰，但我内心是能理解她的。忽然，我们的骑车的轮都断掉了，但差不多还有十多里就到边境了，于是我只好将破车换来了一轮小得可怜的小木车。

同时慧英也换来了一只番鸭，合适！这鸭划得来！听老人讲，流产妇女如食用了鸭，可能会引起副作用！最后我将两个小女儿放在车里推行，因车颤动得太厉害，女儿们都很不适应。傍晚，我们到达了越南边境，但是越南军人认为我们不是越南人，不准我们过，当时我还说出了西贡（现改为胡志明市）堤岸的街名，也提到了我的表哥和舅舅，但是舅舅他老人已经去世了。越军依旧坚决不准过，说要我们到前面的一棵大树下过夜，还说第二天一早会有柬共的人来要我们，这简直就要我们去死。但是天助我也，刚好有一个越共上校走到我眼前，我便抱起浑身沾满粪便的逸镮，向该上校大呼救命。该越上校也是有文化的人，听了我的述说后非常同情我，然后对不接纳我们的越军大声骂道：“你是不是人！”然后就这样他亲自打开拦架让我们进去了，我终于踏上平安之地了。我对柬匪仇恨万分，气愤地将热水瓶踢向柬国那恶魔之地！

接着，我被送到了越共医疗室，医生给我打针，但我不会越语交流。越南护士也很不高兴，他们只用柬语和我说话，而此时的我也不太理会他们的感受，急忙地跑了出来。然后见到了一个越南妇女满脸热情走来对我嘘寒问暖，还问我是否要到她家里去休息（其实都是她本身利益而已），我也就接受了。晚上该越妇问我是否有金物要售，慧英交出临别时岳母暗自交给她的一条八钱重的金链子。我问了价钱，此越妇不知我经常出入越南，了解越南行情，她竟然开价8万，简直是大开杀戒。结果她被揭穿了，才不得不以16万越盾的价格做了交易。

我们终于有了钱，忽然逸宝听到了“面包”的叫卖声，便说想要面包，可怜的女儿，我也呼叫面包贩停下，买了两条面包给孩子。后来我到该郊区市场，买了抗生素“盘尼西林”和“四环霉素”给慧英和逸镮治疗，又给每人买了一套服装，两千克猪肉放在妻女前面，我大声对女儿说：“尽量吃吧，孩子，你们脱离苦海了！”我也想说，我的辞职也许是“天意”吧，让我的妻女们都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