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何忧虑起“低级红”“高级黑”？

近日，中共中央突然普发了一个不许搞所谓“低级红”和“高级黑”的专门文件，引发各界热议。

201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一份名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文件，文件中首次专门针对近几年来宣传领域普遍存在的“高级黑”“低级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声称决不允许对中共中央阳奉阴违，搞两面派，严查此类“伪忠诚”。但在北京最新发布的这份禁止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的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低级红”和“高级黑”。

美国之音日前刊文表示，有体制内人士认为，所谓的“低级红”是“把中共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而“高级黑”在语言上更讲究技巧，更华丽幽默，甚至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伪装性更强，“高级黑”还表现在“极端化”地解读当局的所谓“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

中南海的围墙（Getty Images）

有媒体刊文解释说，“低级红”，是指那种表达对中共高层的拥护的官方宣传报导，方式单调粗暴，不仅无法达到积极效果，反而因为大规模低级的重复宣传报导，引发反感。

例如近几年来，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党内对习近平的宣传造势不断升级，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造势，大街小巷悬挂的千篇一律的宣传标语，各种宣传纪录片、书籍、讲座、学术研究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低级红”宣传，形式僵硬、内容空洞，无疑给民众造成心里抵触，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至于“高级黑”，文章则解释说，这是指在宣传报导中对某位领导人或某些政策过度拔高吹捧，有意引导民众的反感。

比如在2017年11月，贵州省黔西南州州委机关报《黔西南日报》曾先后两次刊登习近平巨幅画像，并使用“伟大领袖”之类的吹捧之语，被外界批评为个人崇拜。

文章提到，在对外宣传中，“高级黑、低级红”的事件也十分常见。比如最为知名的当是2018年推出的宣扬中国成就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并不客观地宣扬中国的科技和建设成就，制造“大国崛起”的形象，引发了其它国家对中国对外扩张的忧虑。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和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眼下最滑稽的疑似“低级红、高级黑”的案例是，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讲话，声言“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后脚就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声明，强烈谴责加拿大在处理中国电信企业巨头华为公司财务总管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未能“遵循法治原则、司法独立”。

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大陆宣传系统也乱套了。比如最近一方面是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高调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即必须听从中共的指令；另一方面则是设立在美国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对美国司法部庄严宣告，该公司“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历史学者认为，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现象，在1940年的时候，中共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也要实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以及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些话当年都是信誓旦旦，后来都没有实现。这也是中共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

评论人士唐破阵引述官方《求是网》为这份文件出台做解读的文章称，禁止“低级红”和“高级黑”，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求维护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近日，官媒《长春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长春成立全国首个拾荒者流动党支部》的文章，在引发热议之后又立即撤文，似是又一例“高级黑”。

文章称，河南省鲁山县贫困农民姜顺2001年来到长春拾荒，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破旧平房里，每天走街串巷收废品，日子过得很辛苦，后在当局的“关照”下，姜顺等一群拾荒者组成了“流动党支部”，现已有115名成员，覆盖数万流动人口。

在习近平把扶贫作为主要政绩宣讲的今天，一个地方官媒着力渲染拾荒者这一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群体，被网友认为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悲剧当喜剧。

官媒《上观新闻》称，“低级红”者有部分原因是治理能力比较低造成的“无心之失”，而“高级黑”则基本上都属于“两面人”。
“两面人”是近年大陆官场热词，实质上是野心家、阴谋家的代称。那些大肆吹捧习近平的做法，难免不被视为“有野心”或是“阴谋”。

习近平今年以来就多次强调中共面临重大风险，其中保“政治安全”被放在首位。除了美中贸易战冲击和国际上对华为和“一带一路”的质疑和围堵，党内权斗更是暗涌不断。

中央巡视组官员最近宣布，2019年将着重聚焦“政治偏差问题”。这表明习近平领导的现政权，在拿下周永康等多个被定性的“野心家”之后，再度面临政变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