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一种天然生长的野菜，就是俗称的野豌豆，是清贫人家日常生活粮食的补充。那么，为什么古人称隐居山林为“采薇”呢？
 

采薇，作隐居山林之意，源自于《史记•伯夷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据载，孤竹国是商汤时受封的诸侯。伯夷、叔齐是孤竹君（国君）的儿子，父亲想立三子叔齐为储君，但等到父亲去世后，叔齐就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认为叔齐继位是父亲遗愿，于是离家逃走。叔齐不肯继承君位也逃避。

 

当时，伯夷、叔齐正好听说西伯姬昌尊老养老，两人商量后决定去投奔他。但他们到周地时，西伯姬昌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禀明神主，追谥西伯为文王，就向东出发，准备讨伐纣王。
 

伯夷、叔齐拦路拉住武王乘坐的马劝谏说：“父亲去世了不埋葬，竟兴兵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身为臣子却弑君，能说是仁义吗？”武王的左右侍卫想杀他们，姜太公吕尚说：“这两位是忠义之人啊！”于是扶起他们，让他们离开。
 

武王平定商纣的战乱，天下人都归顺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对周朝的行径引以为耻，坚守节义不吃周朝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摘当地的薇菜来充饥，后来便饿死在山上。
 

他们快饿死时，作了一首歌叫《采薇歌》，后人谱为琴曲，称为《采薇操》，简称《采薇》。后来，人们就把“采薇”作为隐居山林的代称。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年的夏天气温似乎格外热，很多人不得不整夜开著空调才能入眠。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化制冷设备的古人是如何对付高温高湿的三伏天？小编从古代画卷中整理出一套“避暑方案”，看看“大暑赏荷”、“浸伏”等避暑方法。 
 

从史料来看，古人强调调整心态，以“顺四时，适寒暑”，那么到了一年中气温最高、最难熬的三伏天，古人是如何“顺时”的？ 


南宋马麟的《静听松风图》（局部）

 

“心静自然凉”——调整心态 
 

先秦时，人们便总结出了一套办法，《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是这样说的：“夏三月，此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勿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显然，这里的“使志勿怒”是其核心：夏天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不要动辄生气发怒。“内经”这句话，也是后人过夏天的一大行为准则，通俗说来，就是“心静自然凉”。 
 

元代养生家丘处机在《摄生消息论》中称，夏季“更宜调息净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说白了就是通过调整心态，修身养性，做到心静自然凉。
 

“大树底下好乘凉”蔽日遮阳 
 

“心静自然凉”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便直言做不到。他在被贬到湖南永州时，夏夜酷热难忍，无法入眠，半夜索性起来登楼纳凉，曾写下《夏夜苦热登西楼》诗：“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意思是，想要我以心静战胜炎热，实在毫无希望。 
 

为了适应炎热，古代民间首先提出了“纳凉”概念。“纳凉”，又叫“乘凉”。如何纳凉？不同时代有不同选择，但蔽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照射，以降低体表温度是最普遍的方法。如唐代，人们喜欢搭凉棚以避暑。尽管凉棚并不是唐代的发明，早已有之，但长安人在用凉棚避暑上更有创意。明高濂《四时幽赏录》记载了不少古人的“夏时逸事”，“避暑凉棚”说的就是当时京城人的纳凉现象：“长安人每至暑月，以锦结为凉棚，设坐具为避暑会。” 

“避暑会”，有点像现代的户外“纳凉晚会”，到宋代依然很流行。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是月巷陌杂卖”条，北宋“都人最重三伏，盖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高楼，雪槛冰盘，浮瓜沉李，流杯曲沼，苞鲊新荷，远迩笙歌，通夕而罢。”但“避暑会”应该是古代“有钱人”的纳凉方式，民间则大多是在树下搭个简单的凉棚，或到洞穴等阴凉、低温处避暑。俗话所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正是古人避暑的经验总结。 
 

“大暑赏荷”——亲水避暑 
 

“亲水”，是现代人纳凉避暑的首选之一，古人也不例外。古代南方人最亲水，如明清时的苏州人，便喜欢水上纳凉。清顾禄《清嘉录》“乘风凉”条称：“纳凉，谓之乘风凉。或泊之胥门万年桥洞，或舣棹虎阜十字洋边，或分集琳宫梵字水窗冰榭，随意流连” 
 

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六月”条，时临安（今杭州）人，有六月初六到西湖边集体纳凉的风俗：“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 

 

古人水边纳凉还往往与赏荷结合起来，而“大暑赏荷”更是古人过三伏天的习惯，正如宋代诗人苏东坡《夜泛西湖》中所描述：“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到明代，大暑赏荷之风则以苏州为盛，盖过了杭州。苏州人把黄历六月二十四日当成荷花的生日，这一天坐船赏荷最为壮观。据《清嘉录》“荷花荡”条记载，荷花生日那天，“画船萧鼓，竟于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 
 

古人亲水的方式还有很多，如“浸伏”也是一种纳凉风俗：三伏天要到江河里洗冷水浴，祛除暑气热毒，以少生疮疖和热病。东晋炼丹家葛洪的“浸伏”最出名，《四时幽赏录》“入水避暑”条就记载了他的故事：“葛仙翁每大醉，夏炎热，入深水底，八日乃出，以能伏气故耳。”

 

文/赵长歌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准备好听我了吗？”一问一答间，梁思成、林徽因，不仅书写了一段人间四月天般的情话，更用他们的一生，谱序了一曲明漫、绚丽而又凄怆的协奏曲。 


左图：梁思成当年提出的北京城墙公园设想规划草图，但却没有被采纳，而后，北京的老城墙和老建筑被铲除殆尽。右图：梁思成与林徽因合照。

 

第一乐章：璧人初相识 
 

林徽因，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传奇。她是名门闺秀、才女、诗人、画家、建筑学家，其音容笑貌在当时被惊为天人。 
 

梁思成，不仅以其父梁启超，妻子林徽因而闻名，更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为这位建筑宗师开启通往建筑学界大门的，正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4年，梁思成、林徽因同到美国宾大学习，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青葱岁月，他们的美好年华。
 

第二乐章：屋顶的吟唱
 

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欧式建筑。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
 

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1937年，他们踏上漫漫长路，翻山越岭，寻找失落在历史记忆和人类视野中的中国古建筑。火车、汽车、自行车、骡车、徒步，拍摄、测量、记录、绘制，从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华严寺，到河北赵州隋朝安济桥……1941年时，他们的足迹已遍布15个省的200多个县，发现勘测了2000余座珍贵的古建筑遗存。
 

实际的探寻和测绘过程是艰辛和疲惫的，但这发现之旅在他们克服重重魔难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在向山西五台县佛光寺进发前，中国还未发现保存完好的早于日本法隆寺的木结构建筑。1937年的一天，当一行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落日的余晖中时，“快看那！”随着林徽因兴奋叫声看去，苍山林海间，雄伟的斗拱现出真颜。 

 

梁思成说：“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
 

不仅如此，在这座大殿里，他们还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唐代壁画和墨书题记，每一项，都可谓稀世珍宝。

 

在学界精英迁居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梁思成绘制的建筑图纸，精美、详尽、清晰，并配以优美的中英文双语标识，每一幅图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品。它们一张一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要。林徽因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第七章五代、宋、辽、金的部分。
 

这些图稿、文字是珍贵的历史见证，它们诉说的，是那些雄伟壮观的古建筑，是先人的审美智慧，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辉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人生的意义。
 

他们的友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这样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第三乐章：感时花溅泪
 

历史和文明，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而古建筑就是承载千年历史文明的最好例证。梁思成：“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1945年，盟军轰炸日本前，梁思成通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提出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虽然不能确定梁思成的建议对京都、奈良免于轰炸起了多大作用，但在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30周年纪念日，日本《朝日新闻》曾刊发《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来表达纪念。
 

遗憾的是，这位京都、奈良的恩人，却救不了故国古都。1949年后，对北京的规划，梁思成有这样的设想：宏大的城墙，十几座城楼全部保留，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等灌木，或铺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的多。
 

梁思成将这个设想画下来，并规划了一份草图。如果被采纳，今天的北京城将成为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都，也将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建筑史闪闪发光的骄傲。

 

然而，翻开历史的那一页，是林徽因抚砖痛哭，梁思成痛苦的诉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曾让这对夫妇魂萦梦绕、历尽千辛找寻测绘的古建筑，绝大多数被拆毁、破坏。这些中国的古老建筑，它们的身体，连同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精魂，一同消散飘零。
 

第四乐章：恨别鸟惊心
 

1955年，在批判“大屋顶”的运动中，梁思成被点名批判，两人双双病倒。林徽因说，梁思成是搞学问的，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学问中，现在批判他的学问，那他还剩什么呢？
 

伴随着对他们建筑思想的批判，林徽因的精神率先垮掉，1955年4月1日，民国史上的传奇才女溘然长逝。或许这是上天对她的再一次眷顾，因为更猛烈的凄风暴雨还在后面。

 

1966年，文革到来。梁思成在打砸烧抢、杀人越货“破四旧”运动中，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批斗，身心饱受摧残。
 

有人回忆说：“那天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
 

1968年11月，梁思成心力衰竭，生命垂危，送进医院抢救。然而病情刚刚稳定，就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批斗。每次的斗鬼会，梁思成都会被从家里抬出，放在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耍猴般的被推到会场，再被耍猴般的送回家。每次被批斗完，梁思成都像死人一般，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1972年1月9日，在无尽难言的侮辱中，这位“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凄然离世，为这怆然涕下的协奏曲的末章画下休止符，爱妻林徽因的墓碑也在文革期间被毁。故乡故土故人已逝，荒年荒冢荒诞不经。 

 

(接上期)
 

 

唐贞观五年（631年），高士廉回京任吏部尚书，晋封为许国公，他还有一个儿子被封为县公。他善于鉴别人的才行品级，非常熟悉人的门第关系，凡是他任用的人员，无不各适其所。贞观九年（635年）唐高祖驾崩时，高士廉代理司空职务，筹办丧葬礼仪，负责皇陵事宜，事毕以后，授予特进、上柱国官衔。 
 

当时，山东士族性好矜夸，虽已没落，仍依仗祖辈地位，嫁女之时多要聘礼。太宗认为此事有伤教化，遂命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编撰《氏族志》一百卷。
 

《氏族志》编修完成后，高士廉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以佐命之功，封申国公，世袭申州刺史。当年，任尚书右仆射。官职待遇日益提高后，他写了很多奏折，禀奏完毕后就烧掉了，别人不知道具体内容。他代理太子少师，太宗特地委任他为主管选用官吏。
 

贞观十六年（642年），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不久他上表要求退职，太宗同意免去了尚书右仆射官职，命令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仍旧代行中书门下职务。又以他为主接受诏令同魏征等人招集博学的文士，编写《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进献给太宗，太宗赏赐他千段绢帛。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诏令绘制肖像陈列在专为表彰功臣建造的凌烟阁上。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让皇太子李治监国，留守定州。高士廉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主持朝政。
 

皇太子下令说：“代理太傅、申国公高士廉，是德高望重的朝臣、国家的杰出人才，是百官的楷模，我辱居监国负责处理国政，实际上靠他老人家教导。近来处理政务，经常委屈他老人家同坐一张榻几，以便请教商议，稍微除去我的蒙昧困惑。只是靠着桌案对答交谈，我心里感到不安，已经讲好不要再客气了。太傅的教诲极为深远，我要求只以正式太傅的常礼对待我，他老人家不愿免去有关礼仪，还是恭敬顺从。有关部门也应另设一套桌案供太傅使用。”高士廉坚决推让不愿接受。
 

力安社稷 君臣情深 功高绩伟 陪葬昭陵 
 

贞观二十年（646年），高士廉患病。在唐太宗登门探望时，他谈起自己的一生经历，老泪纵横哀叹抽泣着做了诀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初五，他在长安崇仁里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唐太宗当时命令驾车准备去吊唁，司空房玄龄认为太宗刚刚服药，不能吊丧，上表极力劝谏，太宗说：“我这次去，哪里只是为尽君臣的礼节，还因为老友的情感深厚，亲戚的关系重大，您别再说了。”

 

太宗带着几百名骑士走出兴安门，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飞马赶到太宗的马车前头，劝谏说：“服药之后吊丧，药书上明确地写着禁忌。陛下养育黎民，应为朝廷国家珍重自己。我已故的舅父高士廉知道病症无药可治，嘱咐我说：‘皇上的恩德天高地厚，无论富贵贫贱都不遗漏，我死之后，也许要亲自上门吊唁。我想自己才智平庸，对朝廷没做什么事情，怎能死去之后，还惊动圣上的车驾，如果真有灵魂，我会愧疚自责。’陛下对老友恩德深厚，也请体谅他的赤诚之心。”他的言词非常恳切，太宗还是不听。长孙无忌就趴在马车前头的地上痛哭流涕，太宗这才回宫。追认高士廉为司徒、并州都督，安葬在太宗为自己预先建造的昭陵墓地，谥号为文献。
 

高士廉的祖父、父亲和本人都官至仆射，儿子任尚书，外甥长孙无忌任太尉，当时非常荣耀。他有六个儿子：履行、至行、纯行、真行、审行、慎行。当灵柩从横桥出来时，太宗登上老城西北楼目送痛哭。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追认高士廉为太尉，并将他的灵位放在唐太宗的宗庙中，同房玄龄、屈突通一起在太宗祠庙里陪享祭祀。

 

“婴戏”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从唐宋到元明清时期，孩童们的可爱淘气、天真烂漫无不是画家笔端的灵感。“婴戏图”既体现了人们自古至今对孩童的无限关爱与期望，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祝愿。婴戏花、婴戏球、婴戏水、荡船、钓鱼、放爆竹、蹴鞠、放风筝、捉迷藏、对弈、习武、攀枝娃娃、莲生贵子、喜报多子、庭院婴戏、郊外婴戏、傀儡戏、婴孩读书、十六子、百子、五子登科等情境，被一代又一代的画家所描绘。
 

我们从苏汉臣、李嵩、金廷标等古代画家的“婴戏图”中，解析并分享孩子们在游戏、玩耍中的快乐。
 

儿童生性活泼好奇，在他们的眼里，每样事物都新奇有趣，都想要探索、尝试。而游戏、玩具不仅能启发心智，也能锻练强健的体魄，是他们用以探索世界的工具。儿童在嬉戏中，生动活泼的姿态，专注喜悦的表情，稚拙可爱的模样，不只让人心生怜爱，更能感受到童稚世界的无忧无虑，是画家喜好的题材。


左图：宋朝苏汉臣《冬日婴戏图》；中图：宋《秋庭戏婴图》；右图：南宋刘松年《婴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古代，人们常常把表现孩童的绘画取名为“婴戏图”。画面上的儿童或玩耍，或嬉戏，千姿百态，妙趣横生，象征着多子多福，生活美满。

 

早期之“婴戏”题材多为人物画的陪衬角色，唐宋时“婴戏”已经成为很成熟的绘画题材。而画婴孩又有相当的困难度，不仅要能画出他们幼小稚嫩的身形，晶莹剔透的肤色，骄憨天真的神态，而且在形貌上还需分别年龄的大小，掌握儿童的纯真自然，因此画史著录中以画婴孩见长的画家并不多见。
 

唐朝有张萱(活动于八世纪)与周昉(活动于八世纪末)，以精于仕女画与婴戏图而知名于当时。
 

宋朝绘画以写实为主流，北宋末年的刘宗道与杜孩儿(活动于十二世纪初)也因画婴戏而名噪一时，可惜皆无作品流传。两宋之际，以苏汉臣(活动于十二世纪)与李嵩(活动于1190－1264)为婴孩画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又以苏汉臣最受推崇。评者论其婴戏图云：“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熟玩之不啻相与言笑者，可谓神矣。”正因苏汉臣在婴戏画的杰出成就，如《秋庭戏婴图》、《婴儿群舞图》、《萱草婴儿图》等。这些苏汉臣的“婴戏图”倍受推崇，后世托名的作品甚多。
 

另外还有诸如李嵩的《市担婴戏图》、苏焯的《端阳婴戏图》，都把婴戏花、婴戏球、婴戏海水、荡船、钓鱼、放爆竹、蹴鞠等儿童嬉戏玩耍之生活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宋刘松年作有《傀儡婴戏图》，描绘四个孩子在模仿傀儡戏的场景。假山围栏、蝶穿牡丹的背景下，一个孩子在幕后操纵着木偶，前面两个孩子饶有兴趣地充当观众，旁边一个则敲打乐器，煞有介事。孩子的形象十分逗人喜爱。
 

傀儡戏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土傀儡和木傀儡。演傀儡戏，主要是为了驱鬼。北宋时期傀儡戏有了广泛发展，种类较多，除了杖头傀儡和悬丝傀儡，还有独特的水傀儡和肉傀儡。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蕉石婴戏图》(宋•佚名)描绘的就是杖头傀儡戏的表演。张开的布幕上，一个木偶出现在上端，引起几个孩子的莫大兴趣。无疑，正是勾栏瓦舍中的演出，引发了孩子们的摹仿游戏。
 

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荷亭婴戏图》，描绘七个孩子在凉亭外场地演戏。一个戴着面具，一个带着纱冠，其余的敲打鼓钹乐器。或许是孩子们的欢乐喧闹打破了凉亭的宁静，少妇担心吵醒正在酣睡的婴儿，向他们挥手示意。整个画面显得无比生动。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百子图》团扇，画在精良的绢上，经历近千年岁月，仍保存完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戏剧史家发表题为《南宋<百子杂剧图>考释》的文章，对团扇绢画的年代、内容进行考察。他看重的正是戏剧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证据。《百子图》中描绘的一百个儿童，在一片广阔的场地上，分六组进行表演，每一组都可分成外围的乐队、中心的演员以及穿插其中的龙套，错落有致。他们身穿不同服饰，扮演各种角色。有的戴髯口假须，有的戴面具头套，有的脸上涂抹粉彩，也有的操持着乐器，这画面足以让人感受孩子们的无限欢愉。与此同时，也让人领略当时民间百戏的演出，正走向繁盛。
 

除了婴戏里面“戏”，婴戏图里面还有表现孩童们挑逗小动物的场景。苏汉臣的《冬庭婴戏》中，两位小朋友在挥舞旗帜，用孔雀羽毛来吸引小猫的注意力。
 

天津博物馆所藏苏汉臣的《婴戏图》中描绘的是一个孩子在捉蝶，而在冷枚的《百子图》则有小孩子们逗鸟，在南宋苏焯的《端阳婴戏图》，甚至描绘了孩子们吓唬别人的场景。
 

《婴戏图》中有一类场景，最为体现孩子们的活泼可爱，即文斗与武斗。文斗是大家一起做游戏，武斗则是游戏过程中发生的争执，为了某些玩具而大打出手。这类看似普通的举动，却被古代画家详实细致地记录了下来。
 

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与《婴戏图》都描绘了孩子们在庭院中玩一种叫做“推枣磨”的玩具，而这种玩具直到现在还存在。如山东省的地方上流传着“黑狗追黄狗，捉住咬一口”的俗语，就是用以形容这种玩具。殊不知，支架上的二者永远追不到彼此。这恰恰让孩子们兴奋一整天！竹林中读画(苏汉臣《长春百子图》)，芭蕉下打球(苏汉臣《蕉阴击球图》)，等等也都是孩子们文斗的体现。
 

然而正是因为孩子们对这些玩具的迷恋，才引来了“大打出手”的武斗。有的为了一件兵器玩具而各不相让，如宋陈宗训的《秋庭婴戏图》；有的为了桌上的玩具厮打混战，如宋佚名的《小庭婴戏图》、明人仿周文矩的《婴戏图》；还有的甚至为了一根小草而据理力争，如清代金廷标的《斗草图》。
 

说到明清时期的“婴戏图”，尤其是明代至清早期。这一时期的“婴戏图”动作较为夸张，动感强烈，整幅画面俏皮淘气，举手投足无不似胡人跳舞，从画中能鉴赏出契丹人或匈奴人能歌善舞的场面，有极强的美感和浪漫主义气息。常见题材有放风筝、捉迷藏、对弈、蹴鞠、习武、攀枝娃娃、莲生贵子、喜报多子、庭院婴戏、郊外婴戏、傀儡戏、婴孩读书、十六子、百子、五子登科等。清中期以后，画面趋于写真务实，动态平和，动作呆板，虽五官清晰，却无孩童特有的顽皮机灵。
 

与绘画同步，如此俏皮可爱的婴戏图还大量使用在瓷器、玉雕、刺绣等作装饰图案。因此，这无不反映了人们自古至今对孩童的无限关爱及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