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导】为求一个外国护照，这些年到国外生子的中国人很多。据国外的一些医院统计，所有的外国产妇中，中国籍产妇占98%以上。就象出国旅游一样，出国生孩子的人一多，总有些人和事让中国人脸上不那么有光。
 

近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Vancouver Coastal Health，VCH）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向一名生完孩子没有缴纳医疗费就跑回中国的产妇追债。
 

2012年，中国籍的夏女士赴大温的列治文医院生产，宝宝出生后出现健康问题，需要接受治疗。医院当时和夏女士商量了收费标准并达成协议。但是，在宝宝接受治疗后，夏女士没有缴纳任何费用，便偷偷带着孩子跑了。


在宝宝接受治疗后，夏女士没有缴纳任何费用，便偷偷带着孩子跑了。(123RF)

 

当时这笔费用是31.3万加元，因夏女士赖账跑路5年多，按照医院方面2%的月利息来算，截至去年9月，费用就已经连本带利涨至117.8万加元，合人民币约580万。
 

赖帐不还的，并不止夏女士一个人。据悉，过去3年，中国有千名“双非婴”在加拿大温哥华诞生，拖欠数百万加元医疗费。
 

父母都不是孩子出生国的公民，这样的孩子叫做“双非婴”。“双非婴”占出生婴儿总数的70%，“双非婴”的妈妈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据加拿大列治文医院的统计，列治文的妇产科每5个妈妈里就有1个不是加拿大公民，而非公民妈妈中，98%都来自中国。
 

加拿大终于忍无可忍，BC省决定聘用专业的追债公司向这些跑路的中国人追债。并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合作，将“长期欠债”的外国人列入海关“黑名单”，让他们永生不得入境加拿大。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也发出警告：凡以访问者身份来加拿大，若刻意隐瞒前来生子的目的，或会被即时遣返，也会被禁止入境5年。同时提供举报电话及邮箱，鼓励知情公众举报。
 

跨国生子花费巨大，但仍让许多中国父母趋之若鹜。毕竟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美国或加拿大公民，长大了父母还可以申请团聚移民。
 

前景的确很诱人，但前提是得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因为美、加等国的医疗保险制度非常完善，但这是保护人家自己国家公民的。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进一趟医院，那账单得吓死你。
 

按卑诗省规定，外籍孕妇分娩前，要预先向温哥华沿岸或其它卫生局登记，自然分娩的费用约为7,000加元至8,000加元，剖腹产费用约为1.2万加元至1.3万加元。如果遇到意外，动辄几十万加元的费用，真的不是普通人能支付得起的。
 

想必这位夏女士以及赖帐跑路的大部分产妇，当初怀揣着生个外国人的想法出国待产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想过生完要跑路。毕竟是冲着人家的国籍去的，一跑路就前功尽弃了。可当那几十万加元的账单放在自己面前，付不起怎么办？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
 

但是，付不起账单不是跑路的理由。2011年，有一位澳大利亚孕妇在温哥华机场早产。因为后续治疗，欠下了高达数百万的医疗费。如此巨额的账单，这对普通夫妻当然也付不起，他们和医院协商，以每月300元的方式来还债，哪怕需要200年才能还清也决不赖帐。
 

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以贫富而论，而是对待问题的态度。跑路的中国产妇不但给自己的信用抹上了污点，还给整个华人群体带来尴尬。然而，在谴责、批评的同时，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论贫富、无论阶层，不惜一切也要让自己或自己的子孙后辈逃离故土，去做一个外国人？

 

【本报综合报导】杜聪，香港出生，初中毕业后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哈佛大学毕业，曾任华尔街投行银行副总裁、瑞士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等高级职务。谁也没想到，像他这样原本可以过着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上层社会”生活的人，却因为要帮助中国“艾滋村”的孩子们，而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杜聪和“艾滋村”的孩子们

 

杜聪得了艾滋病？
 

本来，杜聪有着很多人艳羡的人生轨迹，甚至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而这一切的改变，从1996年这一年开始。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那时的杜聪经常被委派到中国做调研，有一次在北京的艾滋病会议上，他碰到了一对农民父子。在一众医生学者中间，他们显得十分突兀。
 

杜聪怀着一丝好奇，和这对父子主动攀谈起来。他了解到，父子俩来自于河南农村，都感染了艾滋病，此行是来北京看病，问其原因，他们是通过卖血感染的……
 

之后，杜聪又见到了不少到北京寻医问药的艾滋病感染者，且大多来自于河南农村。这些中国农民饱受艾滋病的苦痛和折磨，仅仅是因为贫穷和无知。很多人为了勉强维持生计，被迫选择卖血以补贴家用。
 

当时，很多的血站都是非法经营，不卫生的采血方法，导致大批农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更可怕的是，多年后很多感染者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孩子却变成了因为艾滋病致孤的儿童。
 

有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携带了艾滋病毒，亲眼见证了父母因为病痛而相继离去，自己只能倒数时间，惊恐度日。
 

还有些孩子本身没有艾滋病，但是受到了社会的歧视，生活在艾滋病带来的阴影中，有些人甚至将亲人逝去的怨恨，宣泄在无辜的孩童身上，本该在父母离开后，成为他们最亲近人的叔叔阿姨们，也避他们如蛇蝎。小小年纪就饱受人情冷暖，他们长期生活在压抑的余震中，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未来。
 

当杜聪第一次走进艾滋村，整个人都为眼前所见震惊不已：村里道路泥泞、一派萧索、满目疮痍。在这些村庄里，每10个成人中约有4到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破败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缺乏药物和正规治疗，只能疼痛度日，悲哀地等待死亡……

 

这些毫无尊严的生命让杜聪痛苦不堪：“我从未见过一个小村庄里，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俯拾即是。”
 

每进入到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他们都会向杜聪“托孤”，而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们，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瞪大了一双眼睛绝望而无知地看着他……
 

目睹这一切，杜聪直觉自己来的太晚了：“一户人家的老中青三代都处于‘贫困’、‘疾病’、‘歧视’的三重打击。”


杜聪前往“艾滋村”。
 

 

被警告“不要乱讲话”
 

凄楚无助的艾滋病患者、认命顺受的临终者、无依无靠的逝者遗孤，愁云惨淡的贫苦家庭，这些画面每日循环往复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悲痛记忆让杜聪决定——辞职做慈善！
 

面对杜聪的选择，亲朋好友们表示一百万个不能理解，在当今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成功被定义得世俗狭隘。杜聪母亲反应激烈：“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
 

众亲友也认为：“阿聪是中了邪了？”
 

就连业界同仁也觉得这是明珠暗投，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杜聪坚定地努力说服周遭的反对声音：“将来的事我看不见，现在的事，我不能看见了不管，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而这些艾滋孤儿们已经等不了了。”
 

然而在中国，慈善真不好做，大陆的情况更加晦涩难明。从小在香港长大后移民美国，杜聪的普通话一开始并不好，沟通本就不便更不要谈提及当时敏感甚至被视为“禁忌”的“艾滋病”了。
 

有次杜聪准备下乡，出发前一天，依照约定联系了当地一位医师但却受到了对方冷淡的回复：“别过来！”诧异之余，杜聪还是决定按照计划前往，到了之后才知道不是医师不欢迎他，而是医生的电话被监听了！
 

要知道，艾滋病在中国是个禁忌话题，地方官员并不欢迎杜聪，还有人警告他“不要乱讲话”。
 

他也曾因此被跟踪，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杜聪退缩。

 

开始时，“我是一个人去农村一家一户地走访，跟学校、家庭、村领导沟通。但当时拒绝帮助的人很多，因为艾滋病还是挺敏感的，很多人怕暴露身份。那时的工作就只能低调，很零散，就像打游击一样。”
 

同时杜聪也意识到，解决艾滋问题只是表面，对于很多悲剧而言，其根源在于农村的贫困问题（和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
 

“我愿意做那个捡海星的孩子”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会，用自己先前的积蓄和筹资，深入中国各地的艾滋村来救助艾滋孤儿。然而凭借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毕竟杯水车薪，从前不缺钱的他，也开始为钱感到头疼不已！
 

有段时间，杜聪陷入了严重的焦虑状态，满脑子想着：“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力量却这么小，该怎么办?”
 

后来一位老师的一句话令他豁然开朗——就算只能帮助到一个人，也是意义重大。
 

他常常和别人交流时，说起一个关于海星的故事——沙滩上到处都是搁浅的海星，一个孩子逐一将海星扔回海里，有人问孩子：“海星这样多，根本就捡不完，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孩子看着手里的海星说：“对这个海星而言，有意义。”
 

“我愿意做那个捡海星的孩子，帮助一个是一个。”杜聪说。

 

杜聪的善举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轨迹，但与此同时，他的人生仿佛静止了，直到现在，他依旧没有结婚。对此，杜聪并不感到遗憾或抱怨。相反，他觉得自己收获的更多，他笑着说，自己拥有了20000个孩子。
 

刘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河南农民卖血引发大规模艾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
 

据法广报道，北京当局强大的宣传机器迅速转移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所衍生出的巨大悲剧，从此淡出了舆论视线。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在2016年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时表示：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刘倩在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艾滋村实地调查，记录这场悲剧的起始成因与发展，分析酿成悲剧的深层原因，但可惜，相关报告却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最终在2012年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付印成书：《血觞》。
 

有人认为，这些孩子是幸运的。但想深一层，其实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而衍生出的巨大悲剧的受害者。
 

最可悲的是，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而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至今并没有讨回公道，还遭到维稳机器的碾压。这应该才是最大的悲剧。